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现代工业文明和发达的商业文化聚集地,有着享誉世界的“东方巴黎”的美称。在全新的现代都市空间中,海派文学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叙事模式,将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技巧引入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在当时获得巨大的成功。然而,在京海论争中,海派作家及其文学作品被鲁迅先生定义为“商的帮忙”后,长期未能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领域。直到80年代严家炎、吴福辉、钱理群等学者对其历史地位重新定义后,它才正大光明地走进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范畴,并由此刮起了一股风靡时代的海派文学之风。张爱玲、叶灵凤、施蛰存、徐訏等,正是藉由这个阶段再度进入当代读者们的视野,成为广受关注和喜爱的作家。都市商业文明的发展打破了乡土中国原有的生活模式,长期在乡土社会中游走的中国人,猛然间跨进都市的漩流中,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鲜、刺激和好奇。都市快节奏的运转,在带来西方先进工业文明的同时,也将机械工业下人们的病态精神面貌带入了上海。单一、枯燥的叙事方式难以描述都市多样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超验叙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一项引入进入海派文学,并大展拳脚,为海派文学造就了一道特色风景。超验作为哲学用语,将其引入海派文学的创作,必然与西方现代哲学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深受显尼志勒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影响的施蛰存,在其小说创作中大量使用心理分析方法,并将这一方法从现代人延伸到历史人物中,创作出《将军底头》、《鸠摩罗什》、《魔道》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有着“中国的比亚斯莱”之称的叶灵凤,将其始终坚持的“唯美-颓废”风情与超验叙事融合,在《鸠绿媚》、《摩伽的试探》、《落雁》等作品中尽情展现唯美风情,令读者如痴如醉;有着深厚哲学和心理学功底的徐訏,在《鬼恋》、《荒谬的英法海峡》、《阿刺伯海的女神》等小说中,将人生哲理的探求与虚幻的生活场景进行巧妙结合,实现了小说娱乐性与哲理性的统一,为中国现代海派小说同时取得商业与文学上的成功提供了成功的范例。此外还有始终不停行走,为探求人生真谛而进行文学创作的无名氏,他的代表作《无名书》全篇贯穿着他探求不息,“印证生命真谛”的理想和追求,其创作的历程,本身便是作家展开超验叙事的过程。这些海派文学中的超验叙事,以神秘、怪诞的想象、梦幻或幻觉,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审美对象、审美空间和叙事方式上的局限,为中国小说的现代化开启了展现人性丰富多姿的另一扇窗。在文本要素上,历史与当下的混合,虚幻与现实的交错,将读者带离传统文学对一村一镇一城一国地域内的平面描述,开辟了中国现代都市文学新的审美领域,其创新的叙事方式和审美观念,对海派文学有着重要意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同样有着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