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先从美韩同盟的法律基础、合作机构和合作体系三个维度,梳理了美韩同盟的来龙去脉和现状特点。从法律基础来看,美韩同盟主要由《美韩相互防卫条约》、《美韩协议议事录》和《驻韩美军地位协定》三项法律文件支撑。从合作机构来看,美韩同盟主要依托的机构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53年-1977年)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和美韩安全协商会议;第二阶段(1978年-至今)美韩同盟则以美韩军事委员会(Military Committee,MCM)和美韩联合司令部为主要依托。从合作体系来看,美韩同盟已形成了由情报合作机制和联合指挥训练机制为核心的安全合作体系。其中,韩军作战指挥权的移交问题是美韩同盟的关键焦点,在卢泰愚政府时期成功收回平时作战指挥权之后,战时作战指挥权收回的时间和方式成为了关键问题。自卢武铉政府时期积极要求归还战时作战指挥权以来,移交时间虽然起初已经确定,但是因为朝鲜频繁举行的核试验和韩国军队实力不足等国内外多种因素,导致美韩两国出于安全考虑分别在李明博时期和朴槿惠时期进行了两次推迟。被视为进步派的文在寅上台后,以平昌奥运会为由主动改善对朝关系,美朝关系也逐步缓和,但是在这种良好的外部环境下,文在寅时期战时作战指挥权还是被第三次推迟移交。韩军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本质是韩美两国如何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韩军战时指挥权是否移交以及何时移交,深刻受到韩国和美国对自身战略和当今世界局势的理解的影响。对韩国而言,是否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不能加剧韩国的外部威胁,尤其是来自于朝鲜的军事威胁;二是韩国的军队实力足以能够支撑韩国的国土保卫任务。对美国而言,是否交还韩国的战时指挥权也主要在考虑两点,一是是否有利于其执行亚太战略,二是是否能缩减该问题上的军费开支等成本问题。未来,移交韩军战时作战指挥权主要存在三个重要影响因素:首先,韩国正在推进的国防改革2.0的实际效果;其次,韩国下一届政府对该问题的态度;最后,朝鲜半岛的发展局势和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等外部环境变化。可以看出,因为涉及到的不可控因素众多,韩军战时作战指挥权是否能在按照约定的2023年成功移交,是一件难以预测的事情。此外,随着韩国综合实力的增长和自主性意愿的增强,美韩同盟从最初的不对称同盟,开始逐渐转变为一定意义上的平等性同盟。作为美韩同盟的焦点问题,如果一旦韩军战时作战指挥权成功移交,那么这将会对美韩同盟未来的运行机制和合作特点产生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