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迪斯尼动画片《花木兰》的上映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好莱坞对东方题材的挖掘和对东方文化的改编引起了东方学者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借助迪斯尼电影成熟的商业文化运作模式，《花木兰》这个古老的中国故事被成功地改编成了一个现代故事，木兰被鲜活地呈现给了世界观众，另一方面中国观众在欣赏着迪斯尼呈现的木兰故事的同时，却更多地在质疑，好莱坞是一个文化工厂而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挖掘新题材的冲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自己对利润的追求和摄取，并不是在从事文化保护计划，他们对东方文化题材的处理到底会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文化的全球传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当前对迪斯尼改编电影的研究已非少数，学者们研究文本，研究角度，研究方法虽各有不同，但基本都是对改编后剧本中的“他者”呈现(representation of“Otherness”)的研究。学者们一致认为，好莱坞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东方”是“他者”的形象。后结构主义者认为，每一个故事的讲述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巩固或构建“说话人的话语权”。在以美国为中心构建的话语中，“自我”和“他者”处在对立的态势之中，“自我”(美国文化即价值观)是中心，主流和统治者；而其他民族都是“自我”的对立面，即边缘，非主流和被支配的一方。有学者指出，迪斯尼电影正是通过改编别人的故事，体现了自己的权力意识。迪斯尼电影中“他者身份”的再现实际是后殖民时期霸权主义运动的体现。 文化研究理论为当前文化交流中出现的复杂的文化文本和文化现象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本文借助文化研究的批评方法和研究成果，结合传统的“形式一内容”的文本分析范式，借助结构主义对西部片所反映的西方社会的细致解构，以及女性主义电影理论这两大分析方法，对迪斯尼《花木兰》剧本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指出迪斯尼对中国传统故事的改编不能简单地概括为一个将中国文化概括为他者的过程。通过对迪斯尼《花木兰》文本的故事结构，故事情节和表达的价值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迪斯尼《花木兰》一方面不再是中国“花木兰”故事的简单重述，而是融入了西方文化的重述，另一方面却又处处显示出对中国文化元素的理解，表现具有中国文化底韵的故事。由此看来，迪斯尼在无意识地表述当前全球文化交流中“多元文化共生”以及“优化选择”的趋势。 对电影的结构主义的解读，威廉·赖特(William Wright)的《六把枪与社会：西部片结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本，他套用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叙事概念来分析西部类型电影，以非固定的排列顺序把西部片的功能序列表列出来，最后总结出西部电影乃西方社会的反应，它有一个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固有的结构模式，这一模式成了西部电影构建美国英雄的套路，从而成为西方构建文化领导权的一个工具。迪斯尼《花木兰》在原有的木兰故事的基本情节上，通过功能情节(functions)的设计，使木兰的故事由原来的“封建忠孝故事”变成了“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故事，并且通过对“男性/女性”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男女互助实现个人价值的主题，从而走出了西部电影构建美国英雄的固有模式，这一主题的改变一方面使得木兰的故事更具现代性，容易被更多的观众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也脱离了西方传统结构的束缚，不再单纯是“西方神话”的一个翻版，而是不同文化文本服务于同一个主题的一次成功的体验，即通过吸纳他国文化中的精华，维持好莱坞在文化领域的领先地位，与此同时，迪斯尼也将他国文化传达给世界观众。从内容上看，迪斯尼《花木兰》将封建社会“替父从军”的故事改编成了一个女性“自我实现”的故事，通过对木兰故事的改编，迪斯尼颠覆了传统的“王子吻醒沉睡的公主”的故事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公主拯救王子”的故事，女性不再是男权社会的“他者”。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通过对西方电影的分析，指出“男性凝视”是西方电影固有的模式，而迪斯尼《花木兰》则颠覆了这个模式，第一次让一个女性完全进入男性世界，从而展示了“女性凝视”，而这样的凝视展示的是一个男女共同被塑造成为优秀战士的过程，最大程度上挑战了男权社会原有的身份政治，反应了性别身份的可塑性。而“王子”李响以及代表权威的木须则成了木兰的同盟军和木兰成功的见证人。由此，迪斯尼《花木兰》颠覆了传统的西方电影模式，展示了一个非凡的女性实现自我的故事。笔者认为，迪斯尼《花木兰》展示了一个男女互助，和谐共处的世界，通过塑造一个“非他者化”的女性形象，显示了迪斯尼在全球文化交流过程中对异国文化的包容性。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迪斯尼《花木兰》从结构到内容的文本分析，指出迪斯尼呈现的他国文化并非全然描述“他者”形象，迪斯尼颠覆了西方经典影视的结构和传统的男权社会，展现了迪斯尼在全球文化交流中对异国文化的包容和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