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进入城镇化深入发展时期,而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准确掌握城镇化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显得至关重要。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新时期新的发展阶段提出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战略,要实现几亿农业人口的城镇化转移,而面对我国大中城市已经饱和发展的现状,是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来完成这个过程(袁中金,2007)。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最新城镇化规划提出要“通过大中小城镇的合理分工和协同发展,达到功能互补”,因此农业转移人口聚集到县域城镇实质上也就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有效途径,并且“人口聚集”也意味着“地域转移”、“职业变化”和“身份转变”。县域城镇人口聚集的影响因素研究能够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从而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顺利推进发挥更大作用。首先,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三化”协同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动因与趋势,阐述了农业劳动力城镇转移过程中的内在机理,论证了风险与成本约束条件下的农业转移人口县域城镇聚集的必然性,分析了县域城镇人口聚集的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是基于社会维度、个人及家庭维度和城市融入维度的制约因素而言的；然后,通过重庆市璧山县农业人口转移的实地调研数据,结合当地的统计年鉴和已有政策,分析了璧山县人口转移的现状、趋势以及存在的问题,再结合调研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得到了壁山县人口聚集的影响因素；最后根据前文的综合论述和分析,得到了如下结论：第一,县域城镇人口聚集的影响因素主要来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部影响因素即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净收入；而另一方面是外部影响因素,包括县域城镇的户籍制度、就业创业机会、住房价格、教育条件及社会保障。县域城镇人口聚集的影响因素是基于其制约因素而言的,而本文制约因素的选取,分别是来自社会维度的制约因素、个人及家庭维度的制约因素和城市融入维度的制约因素。其中社会维度的制约因素包括了户籍制度、就业机会、住房价格、教育条件、社会保障、经济发展和生活服务,而这些制约因素中,前五个对县域城镇人口聚集有显著性影响；个人及家庭维度的制约因素包括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年龄、学历以及农业转移人口的家庭人数、劳动力和净收入,结果显示其家庭净收入对县域城镇人口聚集有显著性影响；城市融入维度的制约因素有邻里关系、生活习惯和社区活动,虽然这些制约因素均不显著,但现实生活中城市融入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第二,县域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关乎到县域城镇人口聚集的能力,而且只有发展均等的公共服务,才能解除转移农民的后顾之忧。县域城镇的发展存在着起步晚、底子薄的特点,目前还远不具备接纳如此多农业转移人口生活的条件。因此,只有加快县域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提高县域城镇的人口聚集能力；另一方面,国家虽然已经放开了小城镇落户限制,但目前很多农业转移人口还不能像城市市民一样,享受均等的待遇和公共服务,从而导致很多地方的城镇化率只是名义城镇化率而不是实际城镇化率,故发展均等的公共服务,消除农村与县域城镇的二元结构体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第三,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就业创业机会,是农业人口转移县域城镇的重中之重；县域城镇过高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已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容忽视的问题,而提高农民家庭净收入则是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力措施。农业劳动力转移一方面是现代农业的推力作用,而更重要的是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需求拉动作用。让农业人口转移县域城镇,不仅是他们主动追求都市生活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县域城镇能够找到工作机会,家庭收入也足够维持都市生活。因此,对于目前就业岗位不多的县域城镇来说,如何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就业创业机会就是农业人口转移县域城镇的关键所在。目前不仅大中城市房价贵,县域城镇的房价上涨也很快,导致很多农业转移人口买不起住房,再加上县域城镇高涨的生活成本,农业人口更加不敢轻易离开农村,因此,让房价回归合理水平,降低城镇生活成本都是必须要解决的难题。另一方面,我们在后面的Logistic回归模型中,得知农业转移家庭净收入的增加,对加快农业人口转移是有显著成效的,如果从这个方面入手,那么提高农民家庭净收入,就能加快农业人口转移县域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