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群体性实践活动,交往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同时,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深受其所处的物质环境设置的影响。那么在村改居社区,回迁失地农民形成了怎样的交往方式?其交往实践是否有使其现有的交往方式得以再生产的逻辑和机制?这是笔者所要研究的基本议题。笔者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分析工具,运用观察法和访谈法对三里社区回迁失地农民群体的研究发现:在征地拆迁、撤村建居背景下,三里社区回迁失地农民的交往呈现出一种内倾性的特征。首先,其交往对象主要为回迁的本村村民,以及外来购房者中同为农民身份的社区居民这一同质化的群体,而且其交往程度深浅不一;此外,新社区可供回迁村民交往的公共空间缺失,但回迁村民以传统村落的劳动生活方式、传统习俗活动等为依托重构出“内生型”与“外塑型”的交往空间,由此形塑着富有乡土性特质的交往实践;最后,回迁村民主要的交往手段与工具以传统生活场域中的惯习以基本的载体,交往媒介传统而且单一。交往作为一种群体性的生活实践,是回迁失地农民的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中介,是在回迁失地农民的行动与结构的互相建构中形成的。政府主导模式下城市化的各种政策安排、三里社区的混合居住模式以及回迁村民持有的传统习俗这些结构性因素对回迁失地农民的交往方式进行着重要的型构。在受制于这些结构性因素约束的同时,作为能动的行动主体,三里社区的回迁失地农民亦通过自觉、合理化的选择和反思性调节,在日常交往实践中将现有的交往资源有效地链接在一起,并努力扩展现有交往关系网络,由此形成了策略性的行动者逻辑。在这些策略性行为选择的促动下,在有限的交往空间中,三里社区的回迁村民强化了对于农民身份的自我认同,并通过一系列的物质性与公共性的交往实践使其内倾性交往方式得以再生产。这种内倾性交往方式的再生产是回迁失地农民的交往实践作为“有意图行动”的“意外后果”,并成为回迁失地农民下一步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