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作家籍贯论，河南的长篇小说实力的确无任何省份可比。”①的确，在作品的数量和作家们的创作热情上，从建国以来，河南长篇小说比之全国任何一个省都毫不逊色。从1949年到1999年的50年间，河南作家共创作了139部长篇小说，显示出了独特的风貌和品格。本文从文本和史料分析入手，重点梳理20世纪50至90年代河南长篇小说的基本状况，并对每个时段的代表作品进行个案分析，从中发现了河南长篇小说一些相对突出的创作现象和存在的一些问题，总结了与中原地域相关的某些“特色”和“规律”。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竭力避免概念的先行介入，避免为论证观点而选择材料的方式，尽量从作品“现场”出发，在大量文本阅读的基础上发现问题，以“问题”为突破口，寻求河南长篇小说的新面貌。论文发掘了建国初期师陀的长篇小说《历史无情》的转折意义以及李准《黄河东流去》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政治倾向性；由于详细考察了《李自成》的文本生产过程，饱受诟病的李自成形象“三突出”的思想来源便清晰可见；在对《羊的门》和《故乡天下黄花》内容“客观”陈列的基础上，本文归纳了作品所拥有的“中原地域”特色。最后，纵览系列作品个案和文学史发展脉络，河南长篇小说创作中两大叙事主题：“政治书写”与“乡土叙事”便呈现出来。论文具体内容分为四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第一章。分为三节，分别概述三个时段（50—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河南长篇小说的总体状况。50至70年代的河南长篇小说，虽然出版数量不太多，但是，“成就”和“影响”还是很大的。河南作家不遗余力地用文学实践阐释着党领导下革命的合法性，政策的合理性，姚雪垠、魏巍、刘知侠、苏鹰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大炼钢铁等社会政治运动在河南长篇小说中均得到了快速的反映。80年代的河南长篇小说，在恢复和发展中充满喧哗与骚动。其中，“革命历史传奇”故事由繁华到没落，渐行渐远；历史小说蔚为大观；“乡土”主题代替“革命”主题成为河南作家的新追求。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涌动，给河南的地方经济与文化生活带来很大影响，但“乡土小说”仍牢牢地占据着河南长篇小说创作的制高点，出现了深刻反思中原文化心理的《羊的门》，以新颖的艺术形式获得好评的《匪首》等优秀作品。第二大部分是第二章至第六章。为“个案分析”部分。从50年代至90年代，每个时段分别选取一部代表性的长篇小说进行分析。第一部是师陀的《历史无情》（1951年出版）。将短篇小说《三个小人物》改编成长篇小说《历史无情》，彰显出一位“现代作家”进入“当代书写”的努力过程。由之前的写“人物”写“风景”，到建国后的写“任务”写“运动”，《历史无情》在师陀的创作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小说中出色的小人物描写，日常化的叙事方式，浓厚的生活化气息，实在是京派叙事话语在20世纪50年代闪现的最后一抹霞光。第二部是姚雪垠的《李自成》（1963年出版）。从作者的立意、选材以及两次给毛泽东上书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来看，此书的写作与出版都有较浓的“政治意味”。这种特殊的写作经历对于小说的人物和结构有很大影响：李自成人物形象的面目模糊没有生气，起义军革命过程中明显的“预设”痕迹，无疑跟这种“意味”密切相关。第三部是李准的《黄河东流去》（上、下）（1979、1984年出版）。这部长篇小说是从剧本《大河奔流》演变而来的。同样的主人公李麦，由《大河奔流》中“劳动人民的代表，黄泛区的代表，阶级的代表，历史的代表”①变成了《黄河东流去》中有很强生活能力的大嫂，是作者在新形式下同“更高更长远的政治”②结合的结果。《黄河东流去》并没有摆脱政治话语而“新生”。第四部是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1991年出版）。在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中，充满了饥饿、灾荒等苦难意向，这跟刘震云的童年体验有关。河南自古以来绵延不断的灾荒，河南人特别激进的政治热情，给人们带来很大灾难。饥饿、贫困带来的人性扭曲，融进了刘震云的成长记忆，也由此造就了刘震云式的反思和嘲讽；从90年代的长篇小说开始，刘震云着手探讨权力的来源和“实质”，指出意识形态上的催眠和政治行为中的杀戮是政治家的两大法宝。刘震云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的表达方式，他用一种戏谑的反讽语言，将一切政治家冠冕堂皇的言辞剥去，露出他们实现个人目的、追求自身利益的原始心理动机。第五部是李佩甫的《羊的门》（1999年出版）。李佩甫笔下的自然风景中，融进了作家对中原人格的深刻理解。平原上的“草”、“草精”、“羊”、“牧羊人”的形成与平原上的历史、文化、地域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乡村土皇帝呼天成形象的成功塑造，是李佩甫对当代文学的一个大贡献。第三大部分是第七章。通过上述考察，论文得出了贯穿50年来河南长篇小说叙事的两个线索性主题：其一是政治书写，其二是乡土叙事。河南长篇小说中的“政治书写”可以分为三个时段，每个时段的意义各不相同：50年代至70年代是对国家政策进行文学阐释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书写最为“功利”，政治主题往往就是小说主题；80年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大量出现，可以看做是河南作家政治意识的曲折表达，他们将浓厚的权力情结转移到了对一代代帝王将相，明君贤臣的艺术形象的塑造中，并流露出对往昔作为政治中心的中原地区的留恋与怀想。90年代河南作家的“政治书写”表现为对“权力”意向的集中叙述，体现着新一代河南作家较为清醒的批判意识。与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乡土文学”相比，当代河南作家在表现“乡土”时出现了新质素。不仅描绘出代表中原农村老一辈农民形象的“老庄稼筋”，还刻画了陈柱子、凤英等新一代的农民形象。这些人身上的“韧性”精神既是中原人格的组成部分，又是他们成就事业、完善人生最突出的品质特征。第四大部分是论文的第八章。简要叙述河南长篇小说叙事中的不足。河南作家们对“权力”的叙述情有独钟，但往往沉湎其内，多艳羡之姿，少批判意识。由于对“强者”、“能人”充满自我认同，他们不惜以种种虚假的情节和夸张的行为“打造”主人公形象。这两点既是河南作家“与生俱来”的潜在障碍，也是他们创作个性中颇具特色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