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集》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其短小的语句道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引领世人探寻真理和智慧的源泉,广受读者和译者的喜爱。在中国,除了郑振铎外,还有很多其他译者,如徐翰林、陆晋德、吴岩、白开元、冯唐都译过《飞鸟集》,可见其经久不衰的文学生命力。在其众多译本中,冯唐译本是一个特殊的例子。该译本于2015年7月出版,12月28日被浙江文艺出版社召回,引起了包括职业译者、作家、出版业媒体人以及学者的高度关注。冯唐对作品的译写超出了大部分读者的预期,关于该译本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其译本的准确性和艺术性上。坚持不同翻译思想、标准以及译者伦理道德的学者(译者或读者)对其作品有着不同的看法,其中批评声居多。这些争论大多出现在各大网络平台;再由于冯唐本人的网络活跃度,更是推动了网络批判形式在这一翻译活动中的影响,增加了作为普通消费者的读者群对此的关注。由此,冯译本所面对的接受问题不仅复杂、困难,同时由于新媒体的介入,变得更富时代特性,具有深刻的研究价值。至此,不论是冯唐翻译本身所倾向的翻译方法,还是翻译中涉及的读者和社会因素,乃至于网络批评形式的发展,都将本文的论证思路指向了解构主义思想的广阔视阈中。而目前冯译《飞鸟集》的相关研究非常欠缺,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和社交媒体人对此发出的主观性极强的评论,研究还有待加强,针对性和学术性都有待补充。为了深入理解冯唐《飞鸟集》译本的接受困境,本文立足于文本,结合文本内、文本外分析,借用解构主义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思考、“翻译规范”和翻译伦理方面的内容来充分阐释社会因素力求深入挖掘翻译活动过程中译者、读者、社会等各因素之间的联系和冲突。本文主体论述包括两方面内容,即:读者与译者的共识和冲突,以及社会因素对于冯唐翻译的制约、影响和引导。首先,基于读者导向思维,本文将英文原文的读者(即译者)和译作的读者(即文学消费者)进行了广义的定义和分析,并进一步将广大读者群分为一般读者,双语学习者和文学爱好者,以及学者三类,试图比较他们与冯唐之间的冲突所在以及冲突产生的缘由,以期更直观地理解读者对于冯译本的接受细节以及困难所在。其次,在翻译规范的关照下,本文详细探讨了社会对于翻译活动的影响,包括翻译过程中冯唐主体性与主体间性之间的交锋,冯唐的妥协和拒绝,以及社会各主体对该译本和次事件做出的批判和回应。在各种制约和引导的压力下,译者作出的选择尤其重要,但因为冯唐没能平衡社会环境中的各个主体,过于强调自身主体性,因此激发了一系列冲突和问题。最终,出版社召回冯唐译本,电商均下架该译本,主流媒体多对其持批判态度,这些冲突层层叠加,呈现出冯译本复杂、困难的接受状况。借助冯译《飞鸟集》文本进行理论适用性研究,一来有助于促进理论与文本的结合,以丰富翻译研究,同时也希望能补充该译本接受问题研究方面的缺乏和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