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与口译者合作，林纾耳受笔追，于1899年出版其第一本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此后国人心目中域外小说的形象完全改变，翻译小说大盛（陈平原，1989：28）。沿用这种独特的翻译方式，林纾共翻译外国文学作品180余部，其中《块肉余生述》便是他自认为翻译得最认真也是翻译得最好的作品之一。林纾也因此在中国翻译史上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严复一起享有“译才并世数严林”之美誉(王宏志,2007：199)。然而，在以原文为参照标准的翻译时代，林纾的作品也饱受争议，他的译文被指责为不忠实于原作，误译、漏译随处可见。为何这样备受责难的翻译在当时还受到读者竞相追捧？本文引入了安德烈·勒费弗尔的改写概念，即改写是泛指对文学原作进行的翻译、改写、编撰选集、批评和编辑等各种加工和调整的过程；林译《块肉余生述》因此可以被看成是一部对原作的改写。论文同时借助现代哲学阐释学的相关理论来解读林译《块肉余生述》中的一些重要改写现象。阐释学是一门关于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和哲学，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代，传统阐释学最早被用于对圣经的解释，后来伽达默尔等人将其发展为系统的现代哲学阐释学，其中“偏见”、“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等概念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视域融合”，它使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从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角度来看，翻译的过程即是译者和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对话过程。现代哲学阐释学理论对翻译研究的作用就在于它赋予译者一定程度的自由和创造性，使其能跳出原文本狭隘的视域。利用现代哲学阐释学分析翻译中的改写现象，一方面可以摆脱原文中心论，证实改写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过分强调译者主体性。通过案例分析，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现代哲学阐释学在翻译研究中的方法论作用。论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解读林译《块肉余生述》中的改写现象：一方面运用现代哲学阐释学中的“偏见”理论，按照意识形态上的文化因素对林纾的“偏见”进行归类，分析解读译作中的一些重要改写例子；另一方面，作者从现代哲学阐释学的对话角度揭示改写过程中存在的译者和原文作者以及译者和译文读者的对话；最后总结出林纾的《块肉余生述》是一部合理的、成功的改写，其改写是译者和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达到最大程度视域融合的结果，是效果历史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