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庭审的基本模式是对席审判,它是刑事诉讼的核心要义。但是,随着对多元化诉讼价值的孜孜追求,殊态化的缺席审判也逐步走入大多数国家的立法视野。我国立法基于多种因素的考量,对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一直持审慎的态度。近年来,腐败分子携巨款潜逃国外的现象日益增多,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为了解决追逃追赃工作出现的新问题,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以下称未经定罪的没收程序),为打击腐败犯罪提供了合法正当的法律支撑。但该程序具有“对物不对人”等多重局限性,未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其预期的应有之效。为此,2014年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会议提出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提议后,学界对该制度进行了一系列较系统研究,2018年《刑事诉讼法》将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以专章形式纳入其中。纵观我国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主要以务实之需为导向,采取自上而下的立法模式,以推动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的深入开展,而且对“危害国家安全及恐怖活动犯罪”、“患严重疾病”以及“死亡”情形在符合缺席审判要求的条件下亦可适用,以实现对多元化诉讼价值的追求。当然,新事物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当前运行的初始阶段,该制度也并非一帆风顺。如我国当前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在适用范围方面较狭窄;在上诉方面,近亲属独立上诉权及上诉期限、方式存在问题;在异议权方面,异议的期限、理由及受理法院不明晰;在重新审理方面,制度对审理过程中和裁判生效后归案的两种不同情形的具体设计尚存空白。此外,与未定罪没收程序中的矛盾和冲突也未妥善解决。因此,如何在司法运行中实现该制度务本土之实的目标成为当前的研究焦点。毕竟一项法律制度终归要在时代的变革中经历实践的检验,接受司法实践的千锤百炼,才能从雏形、发展直至成熟完备。易言之,当前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不可怕,我们应正视出现的问题,深入研究并剖析其问题的原因,并妥当寻求解决办法,使得“纸面的法”真正成为务本土之实的法,以最终实现立法愿景,从而形成科学至臻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