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1920-1995)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少有的可以自由纯熟地运用双语写作与翻译,并在两种语境读者中均赢得一定声誉的作家之一。其中英自译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她的晚年生涯。张爱玲在翻译领域重在实践,虽然没有留下系统的翻译理论,但从她的相关散论及译作中可以归纳出她的翻译见解与态度。首先她注重异化策略的运用,以便达到翻译过程中文化移入或输出的目的,从而较多地使用阐释性的注解。其次,张爱玲往往从目的语读者的可接受度出发,常常在特定的翻译境况下,通过对原作的增删、编译、摘译等方式以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要求。最后,她认为对原作的正确理解高于一切,只有作者本人对原作的理解才最透彻,作者本人才是原文本的最佳阐释者。本论文尝试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探讨张爱玲自译《金锁记》中所体现的读者导向因素。张爱玲在《金锁记》译文中为了更好地传译文化和文学创作手法上的特点,较多使用异化策略,笔者认为这恰好体现了张爱玲的读者关照态度,由于译者对他人作品的解读总是受到期待视野的影响,并且各个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在不断地改变,译者需要有预见性的选择翻译策略,以延长译作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