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测度城镇化率多使用常住人口单一指标,未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城镇化发展状况,基于此本文以全国2851个区县为样本,使用户籍人口、土地利用遥感影像及夜间灯光遥感影像数据,计算全国区县1995-2015年的人口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和经济城镇化率,同时将全国分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四大经济板块和东北地区、华北沿海、华东沿海、华南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八大经济区域,以分析各城镇化率在不同行政单元和不同区域间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分别对人口、土地、经济三种城镇化率赋权1/3,相加后构建出综合城镇化指标,同时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进行对比检验,以期更加全面、客观地测度区县真实城镇化率。此外,使用行政属性(即是否为城市群、省会、市辖区及三者交互项的虚拟变量)和地理属性指标对全国各区县2015年综合城镇化率进行回归,以探究其对城镇化的影响。通过计算及分析结论如下:(1)人口城镇化呈现北方边境高值区和东部沿海高值区构成的“人字形”格局,且随着时间进一步加强。2851个区县人口城镇化率平均值由1995年的27.49%增加至2015年的38.62%,年均增长率为1.71%。同时市辖区-非市辖区、省会-非省会,城市群-非城市群间差距逐渐拉大,但四大经济板块和八大经济区域间的差距随时间缩小;(2)土地城镇化呈现“南高北低”的格局,相较于东西分异南北差异规律更为明显,位于北方的四个经济区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南方的四个经济区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851个区县土地城镇化率平均值由1995年的34.46%增加至2015年的50.37%,年均增长率为2.63%。同时市辖区-非市辖区、省会-非省会,城市群-非城市群间差距逐渐减小,但四大经济板块和八大经济区域间的差距随着时间拉大;(3)经济城镇化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格局。2851个区县平均值由1995年的31.22%增加至2015年的46.68%,年均增长率为3.10%。同时市辖区-非市辖区、省会-非省会,城市群-非城市群间差距逐渐拉大,四大经济板块和八大经济区域间的差距也随着时间逐渐拉大;(4)三种城镇化对比分析,发展水平方面:土地城镇化率>经济城镇化率>人口城镇化率;发展速度方面:经济城镇化快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进一步分析,人口-土地-经济三种城镇化耦合度在5个年份中均高于80%,但耦合协调度不足60%,表明高耦合低协调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大特征。同时土地扩张型和效率优先型区县个数较多,均超过1000个,而人口扩张型区县占比较少,进一步表明区县城镇化存在不协调问题,且土地扩张型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效率优先型多位于中部地区和东部沿海,人口扩张型集中在西部内陆和西北边境地区;(5)综合城镇化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格局,其东西差异按照胡焕庸线分布。2851个区县平均值由1995年的31.06%增加至2015年的45.23%,年均增长率平均值为2.67%。同时市辖区-非市辖区、省会-非省会,城市群-非城市群间和四大经济板块、八大经济区域间的差距随着时间先增加后缩小;(6)与传统测度方法进行对比,2000年和201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平均值分别为37.80%、46.65%,综合城镇化率平均值分别为33.54%、41.39%。10年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综合城镇化率年均增长率平均值分别为4.03%、2.80%,表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过高、过快地估计了我国区县城镇化进程;(7)市辖区对城镇化推动作用最为明显,省会身份次之,城市群最弱。但进一步分析,位于城市群的区县城镇化水平要远高于非城市群区县,表明城市群战略对提高城镇化率、区域协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未来发展中要大力实施城市群战略。地理属性各指标对综合城镇化率影响差异较大,河网发达的区县城镇化率较高,而平均海拔、地形起伏度和坡度大于15度面积比重则是限制我国区县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地理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