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摘录马龙派、德鲁兹派与什叶派民众在伏尔尼和拉马丁游记作品中的形象展示当地民风,在还原这些摘录的基础上指出作者的立场和本意,进而揭示以此为蓝本的当代主流解读的片面性。我们认为,艰苦的自然条件,武装防御的习俗并不蕴含某种宿命。回顾过去的历史证明,这个地区虽在不同时期隶属不同帝国,内部三教派共生的局面却呈现出连续性,宗派之间出于必要会互相结盟,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各派都继承了腓基尼文明在对待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性上的崇尚自由的精神,在社会关系构成上,家庭和部落派系是重要的纽带,此外,为维护荣誉而复仇以及有组织动武也是传统的一部分。贝希尔二世统治期间,西欧工业化浪潮和法国大革命思潮随着传教士活动的扩大散布到黎巴嫩山区,马龙派天主教徒开放的态度使得他们取得比其他教派民众更大的发展。贝希尔本人甚至低调眅依了天主教,并实行一系列土地改革,以期削弱封建地主对其统治的威胁,削弱的对象有马龙派地主,也有德鲁兹派地主,但后者数量较多,唯一幸免的是贝希尔家族和其盟友。贝希尔在流亡时期,与昔日铁杆盟友琼布拉家族隔阂日益加深,后者先发制人,联合几位受到剪除的德鲁兹地主起义反抗贝希尔,巧合出现了:贝希尔是天主教徒,起义首领都是德鲁兹派教徒,结合当时马龙派人口数量激增,经济发展较快引发的嫉妒,冲突突然带上了宗教的色彩。而在此之前,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武力对抗都以政治派系为划分。尽管在随后的反抗穆罕穆德·阿里的起义中马龙派民众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教派之间由于土地分配而产生的矛盾却不断加剧,致使贝希尔三世期间,两派间兵戈相见。在这段历史中,我们力求还原历史的真相,试图把事实和认知分离,以便更好地揭示通行的印象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其中蕴含着怎样的心态。南北分治时期,北方马龙派区中农民反抗地主的社会革命引发了基督徒内部的分裂,传统的统治阶级被推翻,教士阶级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他们大多平民出身,在革命中传递法国大革命观念,成为庶民阶级的代言人。除了阶级斗争以外,分治政府和南北两区的传统头目之间摩擦不断,分治区的教派混居则在行政上形成了互相干涉的困境,加剧了两派间的不信任感。传统头目间派系纷争仍然存在,对待宗教的虔诚程度成为了政治比拼中的筹码之一。我们力图通过还原这一段历史,展示历史事实本身的复杂性,指出在简史中很多史实被边缘化,当代人把当下最关心的宗教问题过分强化。我们将1860年宗派冲突并导致基督徒被屠杀的史实按“备战-战斗-屠杀”的顺序叙述,这种将“屠杀”与“战斗”分离的做法,力求创建一个相对中立的表述,指出冲突是双方共同挑起的,但是造成的后果的严重性使得宗派标准从此在历史上沉淀下来。结论:通过研习发现黎巴嫩是一个地理位置险要,但实力又不够强大的政体,这使得它在历史上臣服于各个帝国,无法与列强平起平坐,没有建立多面式互相依存的结盟关系,进而沦为他国棋盘上的棋子,各国从自己的战略出发将黎巴嫩民众按宗教派别分裂。1860年宗派屠杀的爆发使得这一分裂烙下了深刻印记,为后世所难以磨灭。在“史实-认知”的博弈思考中,我们发现历史有着“暂时性”,由认知而引发的历史道路转变会将这种认知转化成新的历史现实。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叙述,这同时代精神有关;我们当下的困境是在20世纪内战和19世纪史实上发生认知混淆,认为需要在体制上去宗教化,进而用这种理念去有选择地认识历史。20世纪一种担忧是认为宗教是一个需要拔除的问题,这种态度本身来自于人类希望给自己的历史赋予意义的倾向,然而我们认为根源是黎巴嫩各族没有找到与自己和解的方式,宗教是他们国民性的组成部分,否认宗教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去宗教说一直在现实中不断受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