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堂，是阮元担任两广总督时，在广州创办的以经史实学为教学旨归的朴学书院。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首开课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式关闭。存在于清末到民初的社会转折期，对广东文学学术而言，学海堂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既体现了古代岭南文学学术的历史积淀，对前代的文化资源进行了集大成和创新，又开辟了近代广东学术走在全国前列的先行者道路。　　 围绕着学海堂所形成的文人群体，具有强烈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其认同不仅是学术上的认同，还有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传承精神，以及地域的认同和地域归属感的深化。由地域归属引导的身份认同的进一步强化，对地域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学海堂与岭南文化的密切联系，围绕着学海堂文人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围绕着学海堂人的学术活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并进而以独特的姿态在大文学传统的视野中绽放光彩。　　 笔者尝试在本文中展开描述和讨论的问题是：学海堂如何成为广东文坛的核心和引领者?与此同时，学海堂对地域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又以什么方式呈现?通过对学海堂时期学长及学子文集、地方志、地方艺文选集及年谱、相关史料的阅读，在对一系列学术文化现象及学术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依照史的脉络去追寻当时广东文学学术发展的真实形态，以动态的分析角度，还原学海堂和彼时广东文坛的历史面貌；依托学海堂出版的文集及相关文献，以细致的文本分析作为线索，从静态的方式去深入学海堂的书院本质与岭南文化身份的内涵。通过史的脉络勾勒和文本的细读，在岭南文学及学术发展以及岭南地域文化传承与开拓的地图上，绘制出学海堂的坐标。　　 本文主体部分分为四章：　　 第一章谈阮元莅粤后所进行的文化、政治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息息相关的学海堂的创建。阮元实行的一系列文化举措，为进一步推动岭南的学术文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首先是以保护地方文化资源的方式参与地方传统文化建设；其次，编修《广东通志》既是网罗人材和推动学术的努力，也是重新整合地方文化的表现，而阮元幕府也因为识拔广东士子而开始具有本地化色彩。《皇清经解》的编刊则为学海堂在全国学术领域中的亮相奠定了学术地位。阮元对地方文化的重视，是集结各方面力量，建立朴学阵地的有效而深远的文化行为。学海堂的创建，为广东学人开创了一个跻身学术圈的重要平台，并逐渐建立起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方式。　　 第二章则探讨阮元莅粤之前的广东文坛状态。通过对文人交游和唱酬的描述，关注围绕着学海堂人建立起来的学术和文人交游圈。在当时社会文化背景下，交游将各方面的力量集结起来，加深了文化渗透，扩大了学术影响。一方面，文人的交游以学海堂人为核心凝聚起来，向心力不断加强；另一方面，学海堂人的文学和学术吸引力的增强，吸引更多士子加入到这个群体中来。对学海堂人交游的描述，实际上也是对当时文人的真实生活状态，以及创作情况的一种反映，呈现出当时岭南的社会图景和文化气象。　　 学海堂的学术理念和宗旨更主要是凭借着书院教学进行传播，不断扩展和构建一个具有学术引导性的阵地。课艺文集是书院展示自身教学成果的一个重要方式，既是书院某段时期学术成果的总结，又能直接反应书院的教学实际。第三章对学海堂的课题进行详细的文本分析，论述其教学观和教学过程中岭南色彩浓郁的地方性特点，以及这种特点对学海堂人地域归属感的强化作用；运用文学批评的阐述方式去探讨学海堂教学对本地文化资源的利用和开拓，以及进一步的丰富与集大成。　　 第四章通过对《南海百咏》及其后世追和之作、学海堂刻书、学海堂人参与地方志编纂、文集编刊等专题的分析，更为具体地去透视这批学海堂人，是如何将自己的乡邦情怀、将自己的学术事业与文献保存结合在一起，在行使历史话语权的同时，也承担起话语权背后的责任，从而进一步深化学海堂在岭南近代学术乃至全国学术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作用。学海堂人积极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所流露出的桑梓情怀和文化传承精神，十分突出。地域文化的建构是在地域意识和乡邦情怀驱动下进行历史编纂的过程，更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责任感的外化，这也是学海堂与岭南文化密切联系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