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官至安徽巡抚。宣统二年辞官,晚年主要生活在上海。沈曾植生前诗集九种,今人钱仲联将其整理、校注,题名《沈曾植集校注》。沈曾植诗作成就颇高。陈衍尊称其为“同光体之魁杰”,钱仲联推崇其为“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典范。但是,目前缺乏对沈曾植诗歌的整体研究。本文尝试对沈曾植诗歌略加概述,抛砖引玉。论文共分五章,主要论述沈曾植家世、生平；前期诗歌；后期诗歌；诗学渊源以及在诗坛的地位和成就。第一章讲述沈曾植的家世和生平。沈曾植祖父沈维鐈,父亲沈宗涵皆学问之人,且在京城为官。长辈的督促与教导,使得沈曾植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为日后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基础。由于出身官宦世家,沈曾植对清廷感情深厚,日后突出表现为对清朝的忠心耿耿。沈曾植一生可分为五个阶段：一是入仕之前。由于家道中落,沈曾植在贫穷中渡过了童年。二是京官时期,即任职刑部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期。沈曾植讲求经世致用,注重交游。他的主要交游对象是主战派、维新派、清流党,反映出他的政治立场。三是南游时期,即执教两湖书院和南洋公学时期。虽然身在南方,但沈曾植依然强烈感受到北京政治斗争的无情与血腥。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交游对象是文人雅士。同时,他的变法思想更加完善,并且参与东南互保,表现出政治家的策略。三是外任时期,即在江西、安徽任职期间。沈曾植经历了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深切感受到居官之苦。五是遗老时期,沈曾植的主要活动是参加文人雅集——超社、逸社、逸社重举和丁巳复辟。在生命晚期,沈曾植回想流逝的岁月,哀叹一事无成,追问生命的意义。第二章论述沈曾植前期诗歌,分为：京官时期诗歌、南游时期诗歌、外任时期诗歌。京官时期诗歌的重点是与主战、维新派、清流党等政治盟友的的交游、唱和诗,反映出沈曾植的政治立场。主要艺术风格为“忧郁激愤”：“忧郁”是对时事的无奈及担忧,“激愤”体现出顽强的抗争精神,既有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更有对美好未来的争取与追求。重振国纲是沈曾植内心不可改辙的情愫,正是基于此,才将“忧郁”与“激愤”两种气质并置于诗歌。其他交游诗,则反映出沈曾植交游的基本情况,诗作或悼念亡友,沉痛悲伤；或贺寿献福,心怀敬重；或强颜送别,离愁萦绕……由于较少受时局的干扰,诗中流露出浓郁的文人气息。相比或“忧郁”或“激愤”的情感,这类诗歌淡然述之,情感流露不急不缓,不过分雕饰。“真切”、“自然”是这类交游诗的主要艺术风格。南游时期,沈曾植诗歌重点是关切时局诗。在一系列诗中,为戊戌六君子痛哭不已,为翁同龢大鸣不平,为清流党感到惋惜,为光绪皇帝忧心忡忡。总之,朝廷的一切事情都在走向反面,亡国的危险日甚一日,而“亡国之痛”成为诗歌的主要艺术风格。当然,沈曾植诗歌境界并不仅仅停留在悲国之痛,而是进行了升发。因为悲国,所以难免滋生中兴情结,笔者称之为中兴之梦。他由景及人,想到官文、彭玉麟,追忆同治中兴。并极力赞美、推崇张之洞,渴望张之洞实现中兴大业。同时,诗歌还流露出归隐之思,这种念头时时敲打着沈曾植的内心。与当朝者格格不入,如挥之不去的阴霾缠扰在心间,沈曾植不免向往自由恬静的生活,并在诗歌中加以描述。远离世俗纷扰,逃离山野之中,享受生活之乐,成为另一种追求。外任时期,创作重点是居官为政诗,主要表现他在仕途上遇到的种种不快。可分为四个方面：首先反映仕途困厄,对于不擅长权术的沈来讲,在仕途处处碰壁。既然雄心壮志无法施展,只好将这段愁绪寄托于诗中,释放心声,快慰心灵。其次反映国内局势的动荡,主要是革命党人对清廷发起的攻击。沈曾植对革命党人十分敌视,而清廷已无力镇压这些反抗势力,这不由得加重了他对时局的悲观绝望。再次反映朝廷外交软弱。面对洋人的无理与强横,清廷一味忍气吞声。“江西教案”发生后,清廷不但不保护国民,反而靠惩治当地官员以平息洋人的怒火。沈曾植对此非常不满。第四各方面则反映沈曾植在防范水灾时的束手无策。他只能期盼天神的帮助与奇迹的发生。但他的愿望注定无法实现。“居官之苦”是居官为政诗的主要风格。第三章论述沈曾植后期诗歌。分为：雅集诗歌、时政诗歌、晚期诗歌。第一节论述以“雅人深致”为风格特征的超社诗、逸社诗、逸社重举诗。超社共十九次集社,随着樊增祥的离去而终止。沈曾植参与了其中的十六次。从发生时间上看,每次集社或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如黄庭坚、王士祯、苏轼的生日,修禊日、立春日、重阳节；或者为某个事件举行的集会,或观赏风景、或送别社友、或集社宴饮,都是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凡甚至琐碎的事情。就是基于这些普通的事情,沈曾植创作出一组组华丽的诗章。他自由想象,尽情发挥,最大程度释放诗学才华与功力,肆意发挥才华才智、才情才气,从而减轻亡国的痛楚。而每次诗社分韵、限韵成为诗歌才华锦上添花的道具。通过全面细腻的洞察诗歌,读者得以参悟沈曾植的内心世界。面对国破家亡的困境,他不会像泼妇一样破口大骂；没有像穷酸的文人一样指桑骂槐,更不会像卞随、屈原投水自尽,轻贱自己的性命。他珍爱自己的生命,如同珍爱自己的名节。逸社集社七次,逊色于超社,但在创作上独具特色。“逸”是艺术品类的最高级别,此次集社冠以“逸”字,更是标举高雅、脱俗之意。逸社的发生时间是在民国五年、六年。亡国的痛楚在沈曾植内心慢慢消解。他把主要精力用在反对北洋军阀和复兴清室中。这种变化在诗作中流露出来。因此,诗作风格由平和变向激烈,由柔软转为硬朗。民国九年,逸社重举。是年,逸社集社十三次。十年,集社四次。共十七次,其中消寒集十一次。由于经历了复辟的失败,加之年老多病。沈曾植六次没有参加集社,主要集中在消寒集。在诗作中,他的苍老与弥敦有所表露。纵观这三次诗社集社,不仅是前清遗老消遣时光的手段,更是众多诗人集体唱和的小天地、评骘诗篇的大舞台。包括沈曾植在内的诸位诗人创造出了大量美妙、优秀的诗篇,其诗作风格和艺术美感令人难以忘怀,足以让诗人们名留青史。而诗歌的最大特色是“雅人深致”风格的形成与构建。首先这些诗作是文人之诗,体现出诗人的学问与见识,展露出诗人的敏思与才华。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诗作表现出文人的“雅致”心态,雅致的风格贯穿于诗作的首句末尾、弥漫于诗作的字里行间,只有将外在的学问与内在的雅致相融合,才能创作出这样艺术高雅、风格高尚的“雅人深致”诗。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诗歌代表了沈曾植诗歌艺术的一个突出方面。沈曾植民国时政诗歌创作的主题是“复兴之梦”。围绕这一主题,又分为三个方面：反对北洋军阀诗、缅怀清亡诗、丁巳复辟诗。“复兴之梦”的第一个方面是反对北洋军阀,又可分为四个层面：首先是反对战乱诗,表达对战争的厌恶以及对发起者的声讨。其次是攻击北洋政府政治失策并由此引发丧权辱国。再次是表明与北洋政权的不合作态度,并且对投降、变节者毫不留情的指责。第四是极力赞扬反抗袁氏政权的英雄的行为。“复兴之梦”的第二个方面是缅怀清亡,又可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缅怀为清朝捐躯的忠臣义士,清朝的复兴也变得更加艰难,沈曾植陷入了后继无人的悲哀与恐慌。在追述完前人之后,沈曾植又将目光转向现世的与他一样缅怀前清、心存复国之念的遗老。在艰难的国事面前,他们没有放弃心中理想,将痛苦与辛酸掩盖在内心深处,从未示弱。第三个层面是在宋末明末文人那里求得共鸣。“复兴之梦”的第三个方面是复辟清室。诗作集中创作于复辟前期、复辟期间,沈曾植积蓄已久的压抑在极短的时间内喷涌而出,豪言壮语充斥诗篇,显得激昂有余,理性不足。而这种过度地表白显然不是他的风格。特别是当复辟的失败突如其来时,沈曾植显然无法坦然接受这一现实,曾幻想、曾怨恨、曾讽刺、曾气愤、曾惆怅、曾哀叹。总之,一切哀伤的事物都在这一刻紧紧地捆绑住了沈曾植,令他难以喘息。诗作反映出他心境的苍凉。“生命挽歌”分为三种类型：宣扬传统学术诗、感伤岁月诗、生命挽歌诗。经历了复辟的失败,儒学被沈曾植视为救国救民的良药。在写给李祥和孙德谦的祝寿诗中,他表达了对儒学的看重。同时,他也意识到这种想法难以实现。“长歌当哭”成为诗歌的深层意蕴。不是悲哭坎坷的命运,而是痛哭家国无望,这无疑加重了沈曾植命运的悲剧色彩。而沈曾植的感伤岁月诗和生命挽歌,从类型和风格上来看,具有一致性。此类诗作,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悼念故人、二是自我哀伤,体现出不同的风格。悼念故人诗呈现“悲凉”的艺术风格。国事的破败让沈曾植心灰意冷,而亲人友人的离去更加重了这污浊的世间的凄惨,“悲凉”之情缠绕于沈曾植的脑海心间。自我哀伤诗主要风格是“哀伤”。复兴清朝是沈曾植的夙愿,他付诸了诸多努力,却毫无所获,不仅建国大业没有成功,自己也在无谓的努力与挣扎中,耗尽了生。当感到一无所获时,他感到哀伤不已,这也成为诗歌的主要风格。沈曾植一生诗歌创作丰富,且风格多样。这是沈曾植诗歌的一大特点。而另一特点是其诗学主张具有开放性,在汲取他人之长的基础上融汇、提升,并在诗歌中反映出来。沈曾植取得如此高的诗歌成就与其诗学渊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全面了解和把握沈曾植的诗学渊源,有助于将他的诗歌研究引向深入。第四章即论述沈曾植的诗学渊源。本章共分五节,主要论述沈曾植在时间广度和空间维度上对他人的学习和借鉴,从而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诗学风格。第一节论述沈曾植对浙派诗人的学习和借鉴,称之为“衣钵传承”。身为浙江籍诗人的沈曾植,较早地受到浙派诗人的影响。在前辈诗人中,他颇为推崇朱彝尊,并追溯至黄庭坚、苏轼,为宗宋诗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沈曾植还学习钱载、钱仪吉、龚自珍等浙籍诗人。第二节论述沈曾植对历朝历代诗学风格的融合贯通,称之为“博采众长”。共分四部分：首先论述沈曾植京官时期与樊增祥、袁昶等人讲论诗学,对诗歌意境、风格进行了探讨。其次是论述“宗宋”诗风,沈曾植以学习苏黄为前提,兼及江西诗派,关注江西诗派在整个宋诗发展过程中的承上启下作用,对吕本中、杨万里有所涉及。此外,他没有忘记永嘉“四灵”、江湖诗派。再次论述“兼法唐宋”诗风,在学习宋诗的同时,沈曾植还学习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等中晚唐诗人,关注他们对宋诗的影响,并与陈衍、郑孝胥共同提出“三元”说,认为诗歌从唐至宋不是落入穷途,而是在继承上有所提升。第四论述“兼容并蓄”诗风,沈曾植诗学广泛,不但追随“宗唐宗宋”的大潮,而且学习王士祯以及备受冷落、指责的西昆体、竟陵派。第三节论述“诗学元嘉”的提出,称之为“开疆辟域”。沈曾植对元嘉诗风提出新解,他主张诗不是自娱自乐的绮情小道,而是抒发真性情、探索人生哲理、表达对社会现实人生责任心的载体。在此基础上,沈曾植独创“三关”说——“元祐”、“元和”、“元嘉”,谓打通此三关者,可得诗学真谛。沈曾植主张将元嘉玄学、元和儒学、元祐理学,这三股思潮相互融合,特别突出儒学在诗歌中的发生与主控,强调“以诗见道”。第四节论述沈曾植“学人”特征,称之为“以学为诗”。沈曾植的学人之诗,表现在讲融通经学、玄学、佛学等思想内容以入诗,表现在腹笥便便,取才于经史百子、佛道二藏、西北地理、辽金史籍、医药、金石、篆刻的奥语奇词以入诗,从而形成了奥僻奇伟、沉郁盘硬的艺术风格。第五节讲述沈曾植“诗人”本质,表现为两方面：家国之情、维护传统文化,称之为“诗人立本”。沈曾植认为,诗人要把握好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的使命所在,将思想、人格融入到诗歌里面。诗歌创作不再是简单的文学活动,而是诗人生命体验的展现。诗人本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具备以家国之情为核心的真性情。沈曾植主张诗人要有家国之情,并以此作为真性情的核心,把家国命运作为人生思想的主体,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社会责任,并在诗歌中表现出来。诗人的真性情并非仅停留于现实意义上的对家国命运的担忧,特别是进入民国之后,沈曾植的价值取向发生了转变,他不再一味迷恋前朝的绮丽旧梦,而是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深刻认同与追念眷恋,这就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宣扬、维护传统文化。他一方面希望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中得到慰藉；另一方面则期待从中获得诗歌创作的新源泉。第五章论述沈曾植在诗坛的成就和地位。纵向来看,沈曾植继承朱彝尊、钱载等浙派诗人,并溯源苏黄,形成独有的诗歌特色。在学宋的同时,兼学杜甫、韩愈、后又上溯至元嘉,这是浙派前代诗人无法比拟的。浙派前有朱彝尊,中有厉鹗、钱载,而作为殿军的沈曾植不负众望,堪称浙派绝唱。横向来看,沈曾植是“同光体”的一位重要诗人,陈衍所谓“同光体之魁杰”并未虚言,更是“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典范。“同光体”是一个派别复杂的诗歌团体,相对于人多势众的闽派和赣派,沈曾植所代表的浙派稍稍逊色,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同光大家。随着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南社诗人渐夺声势,失落于亡国悲痛中的“同光体”诗人寄居于草庐之中,再也无心无力与风头正劲的南社诗人去争个高下了这也预示着沈曾植诗歌使命的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