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表现了她对从霍布斯以来的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前提的质疑,如自由主义的求物质生命安全的消极自由、自由主义显示的求经济利益的公民身份,以及福利国家理念。这样的疑虑,在厘清自由的意义上,阿伦特努力所论证的主题是:自由即是在公共领域中言行的表演和彰显。阿伦特的“公共领域”自由理论的建立是以对西方现代性的现象和特征的省察作为理论预设的。她反省的基本问题是:如果西方自由主义与纳粹政治因为以“自由”支配人生活的所有领域,而否定了自由最原初的政治的含义,那么,在“后现代”的当代处境,如何可能有效解释“什么是自由”这桩问题。很明显地,这种批判是对后现代政治经验的价值的某种肯定,依据这个立场,阿伦特在理论的层面上相当有力地指陈西方从“启蒙运动”之后在“现代化”背后所隐匿的负面性的效应。阿伦特依她的公共领域的理论和行动理论架构反省与批判西方现代性的质素时,无法发现公共领域和政治行动落实实现的可能性,终究无法建立使得这政治自由制度化的可能条件。这一切可能跟她对自由主义片面的过度反应有关,使她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实践的可能性。虽然阿伦特对政治自由的“实现性”是“苦闷的象征”,但还具有理论上的“心理补偿”的功能。阿伦特的自由思想的理论背后隐藏这种后现代性的对自由的基本洞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