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顺应当下网络犯罪处于高发的复杂态势下网络空间秩序治理的需要,2015年刑法修正案新增设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本罪的增设实质上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建立了网络共治的治理模式,并以既有的“正犯责任”、“共犯责任”为基础,创新性地增加了“网络平台的不作为责任”。2019年《网络犯罪司法解释》的出台使得与本罪相关的一些焦点问题再次受到关注。首先,《解释》的出台引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认定问题走出当前着重于宏观概念而忽视类型划分的困境。摒弃过去仅确立定义的做法,设定分类标准并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精确分类之后,由于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大小及管控能力的高低等不尽相同,便可以此为依据构建相应的分层合理、轻重有序的义务体系,从而明确其责任范围。其次,通过从形式与实质两个层面明晰不作为义务的认定根据,分析、总结现有立法成果以及尚待完善之处,尝试探索新型立法设计;结合保证人理论明确实质来源,进而推导出设定不作为义务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再次,针对当前责令改正程序在运行机制上的空缺和漏洞,通过对既有制度的参考借鉴进行制度设计,促进这一在认定本罪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程序与行政法相关制度进行衔接。最后,在结合《解释》的基础上,对本罪法定处罚条件中一些诸如“违法信息”、“用户后果”等本罪特有或在本罪语境下具备特殊含义的概念、定义、范畴进行解释,在确保严格限制本罪的入罪门槛的同时,亦使得其在当下新兴网络环境下可以得到合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