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又称券书，即今之合同，是当事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契约在我国古已有之。至汉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事交往的深入，契约的发展已相当完备。其种类之多，效应之强，反映出契约的订立已遍及民法债权的各个领域。契约作为一个法学──社会范畴，不仅具有严格的法律意义，而且还具有极其深刻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全息性地体现了汉代社会内部各个方面的互动关系。 汉代契约的种类，从其内容看，大致可分为债权契约（买卖券、借贷券、租赁券、雇佣券）、身份契约（奴隶的卖身契、婚书）、合伙契约、承揽契约、委托契约和物权契约（遗嘱和赠与契约）等六类。汉代契约种类繁多，形式完备，既是汉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 汉代契约成立的要素有三：当事人的身份须是国家户籍上的编户齐民，缺乏身份担保之人是没有签约权的；契约本身的性质决定它的成立除当事人以外，还必须有媒介担保，即证人和保人；契约的内容须合法（不得违背汉代国家的诏令律条）、真实（必须是当事人真实意义的表达）、合意（双方意义必须一致）。 汉代契约的法律效应很强，一旦成立生效，便切实维护契约主体双方的经济关系和民事关系。对违约者的处罚有三：制定“从契约”罚金；债务抵押；法律约束。汉代社会的民事关系在法律的约束与规范中得以有序完善，体现了调整关系中的理性倾向。当契约因客观原因不能履行时，债务人须给债权人以适当补偿。 汉代契约的终止有三种方式：自然终止；约定终止和法定终止。契约一旦终止，强行维持理应告终的民事关系则属违法行为。 与封建社会的其他时期相比，汉代契约的特点体现在四个方面：女子和男子一样成为经济契约的主体；汉代契约的纯经济因素强，而超经济的政治色彩则相对黯弱；国家对经济契约的良性干预，对价格和利率的规定都是以促进商品经济为依据，以引导商品经济发展为指针；合伙契约占一定比重，它既是汉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刺激商品经济的活性源。 契约是汉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它是汉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是汉代处于我国封建法制草创阶段的力证。对它的探求，有助于汉代社会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