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外交决策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在制定外交政策和应对国际事务的过程中,都掺杂着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上的纠纷、政治上的角逐以及领导人个人意志的左右,另外外交思想也是外交决策过程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是决策过程中的深层因素,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普遍存在着畏战情绪,和平运动风起云涌,战后的国际关系也是纷繁复杂,美国纠缠于欧洲战争贷款及战争赔款问题,美国和法国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1928年签订了《非战公约》即《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的一般条约》,又称《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本文从外交思想的角度,分析美国签订公约的国际及国内背景,阐述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在美国签约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公约签订后,作为公约的主导国家,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是如何执行《非战公约》的,分析美国的行动的功利性以及理想性。论文力图能系统梳理美国签订公约的全过程,总结20世纪20-30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总体趋势,考察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在签订一个和平公约的时候是其所宣扬的使命至上,还是以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本文整体部分共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从公约签订的背景、过程以及公约的具体运用三个方面,探讨美国外交政策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思想的交织。第一部分,分析了公约的签订背景。在威尔逊主义方兴未艾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理想主义并没有退出美国的政治舞台,理想主义仍是影响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刚刚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们难以忘记战争的残酷性,在和平主义者的推动下,美国不能拒绝来自法国的和平呼声。与此同时,现实主义的因素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根基,经济实力的剧增使美国希望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国联问题上的失败,美国更希望增强政治影响力,抵制国联。另外裁军和欧洲形势使得美国外交的功利性因素大大增加。第二部分,探析了《非战公约》的签订过程中,美国外交手腕的使用,谈判初期美国就利用理想主义夺取了签约的主动权,美法双方明争暗斗,无非就是对于推脱责任和维护自身利益,美国虽然标榜世界和平,但是在实际签约的时候美国的签约目的很明确——得到最大的利益,付出最小的代价,使得在公约签订后,美国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却大大提高了国际影响力,而公约却对于限制战争没有起到任何实质作用。第三部分,分析了公约签订后,美国是如何运用《非战公约》解决国际事务的。在这一部分,本文选取了三个实例,公约的第一次实际运用——中东路事件,与中国利益最为相关的“九一八”事变,还有公约发挥第一次发挥实质作用的纽伦堡审判。在这三个事件中美国的踪影无处不见,而且和美国利益紧紧相关。本节文章分析了美国外交过程中在面临利益和理想冲突时,是以利益为主,还是尊崇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