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翻译理论将翻译看作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把翻译研究限制在语言层面内,一味地追求译文对原文的忠实或是对等。一旦译文出现任何改动,译文就会遭到严厉的批判与否定。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翻译研究发生了文化转向。学者将文化、社会、历史等语言外部因素纳入翻译研究范围内。一时间,各种新的翻译理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伊文·佐哈尔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著名的多元系统理论,安德烈·勒菲弗尔和苏姗·巴斯内特继承发展了多元系统理论。他们在多元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写理论,并出版了很多相关书籍。其中,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一书中,作者指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转换,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作者在书中引进了“改写”这个重要概念。作者指出,翻译即改写,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的限制。改写者往往会对原著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以使其与改写者所处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相符,从而达到让改写的作品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的目的。本论文尝试以改写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骆驼祥子》伊万·金译本,指出译者对原作进行改写是目的语文化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对译本共同操纵的结果,改写后的译作由于更加符合目的语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诗学意识形态以及读者的阅读期待,所以更易于被目的语读者接受。《骆驼祥子》共有三个译本,分别为伊万·金译本:《洋车夫》,吉恩·詹姆斯译本和施晓青译本。其中,伊万·金译本是最早的英译本,于1945年由雷诺尔&希区柯克公司出版。此版本一经出版便受到广泛好评,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并荣登“每月佳书”俱乐部推荐书目。1946年,该书由伦敦出版社再版。后来又陆续被翻译成法语、德语、瑞典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更多语种。然而,此译本在中国得到的评论却截然相反,中国评论家,尤其是老舍本人无法接受译者的大量改写。伊万·金到底做了什么样的改写?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做出这样的改写?改写后的译本为何能在目的语文化中受到好评?本文试图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对《骆驼祥子》伊万·金译本进行分析,找出以上问题的答案。在本论文之前虽有学者采用改写理论分析《骆驼祥子》译本,但大多只是选择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中的一到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本论文分别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另外,在意识形态方面,本论文较前人相比增加了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对其翻译策略的研究。本论文分为三大部分:导言、正文和结论。导言部分主要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以及研究的重要性,另外还将列举论文的研究方法。正文部分由三章组成。第一章简单介绍《骆驼祥子》原作及作者老舍,译作《洋车夫》及译者伊万·金的情况,通过对原作、译作的对比分析,作者发现伊万·金的译作对原作进行了大量改写:译者将原作悲剧性结局改为喜剧收场,对性的描写添油加醋,改变了革命者形象并对某些情节做出增加或删减。至此就解答了第一个问题。第二章是本论文的理论基础。首先,回顾传统中西方翻译理论,指出传统翻译理论的弊端。其次,阐述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现象,并列举应运而生的几个著名翻译理论,其中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地位突出。最后,详细介绍改写理论,尤其是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这三个影响翻译的因素。第三章是本论文最重要的章节。在此章中,作者以第二章阐述的改写理论为基础分析第一章里介绍的《骆驼祥子》伊万·金译本:《洋车夫》。第一节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分析,指出20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伊万·金的个人意识形态共同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促使译者选择《骆驼祥子》作为原作,并促使其采取了改写翻译策略。第二节从诗学角度分析,指出译者伊万·金对原作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改写,以使其符合目的语文化的主流诗学。第三节主要分析赞助人对翻译的影响。狭义上,赞助人主要指投资方和出版社,广义上,政府、宗教、出版审查机构等都可以纳入赞助人范围。作者选取当时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美国军方态度以及美国宗教信仰为切入点,阐述赞助人对伊万·金翻译《骆驼祥子》的影响。第四节介绍译作《洋车夫》在美国的接受情况并分析其获得成功的原因。最后一部分为结论。作者将总结论文的研究成果。首先,改写理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增加了翻译研究的维度。其次,本研究试图揭示译者的能动性,从而提高译者的地位。再次,本研究有助于学者和评论家做出更加公正、客观的翻译批评。最后作者诚恳呼吁该翻译研究视角能得到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