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短短的数十年间,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近代中国社会政治中的权威性语词迅速地经历了从天理到“公理”再到真理的转变。甲午中日战争后,洋务派学习西方器物使中国强大之路已经行不通,维新人士要求突破洋务派的器物转入深层次的西理学习,以图国家富强。“公理”以其普遍性、必然性,能有效地突破中外之辨,输入西理。“公理”成为维新人士衡量社会政治的标准,形成了一个“公理”的言说潮。此后,步踵维新人士的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亦借“公理”来正当化、合理化其社会政治主张。不同的社会政治见解均以“公理”名义表述,缺乏对“何谓公理”的审思,实际上造成了挟“公理”以令大众的压抑个人的现象。这导致了章太炎将“公理”作为“四惑”之一进行批判。而在一次世界大战后,国人“公理战胜”迷梦的幻灭以及科学与真理的稳定连结,使得“公理”退场,真理取代了“公理”。　　 清末“公理”的兴起及使用是其中非常有意思的一段,也是本文的主要关注对象。文中描述了“公理”在清末以前的使用及其在清末的兴起,同时简述了其在民初退出的过程,并以“公理”语词的使用为切入点,以派别、人物为主,分戊戌前后维新人士与守旧人士,以及后来革命派、新世纪派两阶段考察“公理”言说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政治诉求,并通过对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进行个案分析,联系他们的思想变化来展现近代部分知识分子接受或拒绝“公理”的思想变迁过程。最后提出在“公理”的兴起与退出过程中,由于缺乏对何谓“公理”的理性审思,“公理”成了一个权威性象征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