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海洋强国，是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世界政治变局下的中国必然选择。海洋渔业作为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国内优质蛋白质供给、加强国际交往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渔业发展战略研究意义深远。　　渔业发展战略，根本上而言，是一种博弈策略。渔业发展战略研究，不同于一般的产业研究。它包含了国家对外渔业合作政策的选择，是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特别是在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当前，需要发挥渔业外交政治功能，维护海洋权益，拓展国家战略空间。但是，渔业发展战略研究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它需要关注国内的政策选择和国内的发展。　　本文尝试性地引入“双层博弈”模型，作为总体分析框架。并在原模型框架基础上进行扩展。一方面，加入国内政策的博弈模型，使得模型既能解释国内经济政策的形成，又能动态分析对外政策组合即“赢集”。另一方面，加入国家间冲突与合作的动态博弈分析，构建“双层博弈”动态化模型，使之能更好地解释中国渔业的国际冲突与合作。通过扩展的双层博弈模型，还能解释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国内利益主体博弈同国际谈判相互影响关系。　　国家政策的制定很大程度上由国内政治博弈决定。不同的政治体系有着不同的政治主体角色。一般而言可分为执政者、官僚和公众。执政者追求自身合法性最大化，官僚追求预算最大化，公众主要通过参与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来获得收益。当各利益团体力量形成均势，执政者能比较自由地实施政策;而利益团体力量有强弱时，执政者更容易制定有偏政策。本研究认为，官僚部门可能因为“预算幻觉”而努力追求预算最大化。官僚部门的力量不均衡，容易导致公共政策的“超调”，形成社会福利的净损失。　　中国渔业政策决策机制对渔业政策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本研究认为，中国渔业政策决策包含正式的自下而上的决策程序，和非正式的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受部门利益和“牵头单位”的影响，渔业政策在正式决策过程中，容易形成投入不足，从而影响渔业的发展。渔业发展存在的挑战，渔业主管部门可能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和力量去调整。在非正式的决策过程中，渔业获得的支持可能会超出预期，但这也有政策超调的风险。最高层决策更多的是通盘考虑，决策过程中需要更加中立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报告。这就要求有更多的独立于各部委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才。　　对中国而言，渔业的国际合作是国家空间拓展的一个有效手段，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经之路。本研究通过对“囚徒困境”模型的分析，延伸到国家间的合作，构建动态的“双层博弈”模型。研究认为，渔业冲突的背后是萦绕各种政治力量的经济逻辑，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也不是纯粹的政治问题。各方渔业冲突的结与解，部分在渔业，部分在渔业之外。中国渔业国际合作，无论是双边合作，还是多边合作，都取得了积极成果，扩大了渔业发展空间。　　中国渔业的国际冲突不容忽视。在双边关系中，周边国家主要表现在中日、中韩以及中国同南海周边国家的双边渔业冲突。渔业冲突背后，更多的是主权之争。在同非周边国家渔业冲突当中，中国方面的原因有可能是渔业管理制度不完善、船员素质低以及没有惠及当地居民。对方国政策的变动可能形成冲突。本研究还分析发现，中国渔业多边合作冲突主要表现为“硬冲突”和“软冲突”。“硬冲突”主要表现在装备陈旧落后，基地建设滞后;关键技术薄弱，科技支撑不足;企业多而不强，难以形成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合力。“软冲突”表现在中国海洋意识的落后，话语权和自己身份不相符，不会灵活运用国际规则维护自身利益。　　本研究运用扩展的双层博弈模型，构建了一个加强国内构建和合理利用对外策略的渔业国际合作对策框架。通过分析，我们认为:　　(1)中国渔业国际合作作为一项建设海洋强国的对外政策，容易在国内达成共识，加之政府在超强的国内的宏观调控和利益平衡能力以及加强对外合作的意愿，使得“赢集”富有弹性，在渔业国际合作谈判中有优势。　　(2)但是，影响中国渔业国际合作的国内其他因素依然存在，中国需要提高自身能力，包括提高海洋意识，增强海上力量，巩固技术联盟和完善国内制度机制。惟其如此，中国才能在合作中处于优势地位。　　(3)在国内形成了一揽子合作方案，还需要在国际上同其他国家进行谈判。中国加强国际渔业合作的策略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要充分运用国际规则，遵守、运用、革新乃至创新国际制度，获取制度红利，当然也要承担制度运行成本。二要在合作中，双方都要预期能得到实惠，中国可以将渔业合作同其他领域的合作“捆绑”，扩大赢集。对于破坏合作，也要有可信的惩罚手段。三中国要以务实的态度面对任何可能的合作，重视合作的长期收益，可以摈弃前嫌，建立互信机制。最后，中国要审慎地选择是双边合作还是多边合作。牵涉到海洋管辖权界限的划分时，更多的选择双边合作。南海渔业冲突也需要采取双边合作逐步推进的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