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温柔》是菲茨杰拉德最具代表性的现代主义作品之一,深刻的反映了一战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以及二十年代美国社会生活的急剧变迁。通过塑造迪克、妮可等患有精神疾病的病态人物,菲茨杰拉德对战争以及社会生活变迁给人们带来的认同危机进行了深刻反思。然而,长久以来,评论家大都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创伤理论,女性主义或是自传批评等角度出发,来审视《夜色温柔》中的病态人物,而对于精神疾病背后传达的认同危机却鲜有关注。本文尝试以菲茨杰拉德本身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二十年代社会生活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以埃里克森和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理论为依托,探讨《夜色温柔》中男女主公的自我认同危机的表现、社会历史原因以及面对认同危机各自采取的不同应对策略。通过对作品的解读,本文揭示了美国二十年代两种矛盾的身份认同观:以“善良的本能、荣誉、礼貌,以及勇气”为核心价值的传统身份认同观和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展示性身份认同观。而在二十年代社会变迁的洪流中,传统身份观正在向现代的身份观转变。本文第一章主要以《夜色温柔》中男女主人公的精神疾病为切入点,结合埃里克森和吉登斯关于认同危机的理论,讨论了迪克和妮可认同危机的具体表现。首先,战争摧毁了迪克安全的“旧世界”,使他成为一名“弹吓症”患者,被噩梦缠绕;无力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陷入“丈夫”、“医生”双重角色混乱之中;最终只能通过酒精寻找短暂的身份连续之感。其次,女主人公妮可与父亲的乱伦关系将其从传统的亲缘信任情境中剥离出来,摧毁了她的本体安全感和基本信任感,使她失去了自我认同的基础。妮可也因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主要表现为歇斯底里和冷漠。第二章主要阐述了导致自我认同危机的社会历史原因。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摧毁了美国人民长久以来秉承的理想主义思想和传统价值观念,而且使战后美国成为一个骚乱的风险社会,充满了不安全和不稳定的因素,人们迫切希望重新回到战前稳定的社会。另一方面,社会生活的进步使人们脱离了传统的信任情境和稳定环境,进入到不断变化之中。吉登斯认为社区、亲缘关系、宗教观和传统习俗是维系前现代人本体安全和信任的四大地域情境,但在二十年代,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普及,青年文化的兴起,宗教及传统道德观念的没落使人们从传统的信任情境中脱离出来,陷入对本体安全的焦虑之中。对战前稳定生活的渴望,对现代生活的焦虑,使得人们不禁开始追问:“我是谁?我将成为什么?”本文第三章主要关注男女主人公如何应对认同危机,重构完整的自我身份。菲茨杰拉德在《夜色温柔》中不仅通过精神疾病呈现出二十年代个体的自我认同危机,并且揭示了人们应对危机的两种不同策略。迪克作为传统价值观念的产物和老一辈人的代表,企图通过“怀旧”,即重建过去以及重建传统价值观念来维系自我认同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然而,迪克的自我身份重建被他自身的理想主义消解了。相反,妮可作为资本主义文化孕育的产物和青年一代的代表,则成为了新生消费文化价值观念的践行者。通过显著的消费和吸取迪克的“精力”,妮可实现了自我的重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妮可的自我重建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菲茨杰拉德通过对妮可的塑造批判了上层社会自私、冷漠的本质。本文以精神疾病为分析途径,审视了菲茨杰拉德对一战后人们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的思考。通过对迪克和妮可的塑造,菲茨杰拉德展现了社会历史变迁给人们带来的认同困境,同时也表达了传统身份必然让位于现代身份的悲剧身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