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曾把自己称为“我这个时代艺术文化的象征”，这位1900年逝世的唯美主义代表人物的确向我们提供了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文本。王尔德在他的作品和人生轨迹中所呈现出的复杂性令人迷惑。在逝世百年之后，人们在他身上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现代性”因素。这篇论文将从文本的角度出发，梳理王尔德的美学思想与其创作实践，并着重分析其作品中的含混特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王尔德在其艺术创作和个人生活中都表现出的那种模棱两可的模糊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并且把他的艺术个性置于整个唯美主义思潮的发展进程中，联系他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复活”，思索王尔德的复杂性在现代文化中的启示。 第一章 新美学主张与创作实践 1890年一般被认为是王尔德艺术创作上的一个分水岭，但其作品的矛盾、复杂和多元性仅仅依靠简单的分期是难以解释的。王尔德唯美主义艺术观的核心是艺术的独立性，无论是生活、自然还是道德真理，都不是艺术所追求的。艺术本身的完美在于其的内部而不是外部，艺术不应该由任何外部标准来判断。王尔德认为艺术必须充满魅力和想象力，而其作品中最鲜明的特点则表现为一种贯穿其整个创作生涯、涉及其所有作品类型的自我矛盾的含混风格——似非而是的语言悖论、充满张力和颠覆性的叙述结构、含混而多重的人物形象。他的语言悖论带有一种消解性的力量，真伪、善恶、智愚之间的界线都在他满不在乎的俏皮话中变得模糊。其作品结构常常表现出一种自我解构的颠覆性，并赋予作品一种兼容多种解释的张力。他在作品中大量塑造双重乃至多重形象的人物，而王尔德对其笔下人物的态度更增加了这种含混性。 第二章 文本与人的双重形象 除了在语言、结构和人物形象的艺术风格上所刻意呈现的含混效果，王尔德个人和他在作品中表达的内涵也呈现出模糊而多面形象。作为一个生于爱尔兰、成名于英格兰、最终又在伦敦身败名裂的文学家，王尔德认同英国的伟大文化传统，在气质上却又是个典型的爱尔兰人。通过他笔下的英国Dandy、倒置的人物形象与关系，王尔德平衡了其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与焦虑。王尔德终生怀有的天主教倾向赋予其作品某种神秘色彩，而希腊精神则对他创作中快乐主义的产生起了重大作用。在宗教信仰和希腊精神的双重影响下，王尔德的作品中隐含着一种约束与放纵的对峙。王尔德深刻与轻浮相纠缠的形象更是令人迷惑不解，乔治·伍德科克称之为“美学小丑”和“深刻思想家”的混合体。王尔德对虚构、谎言、伪装、面具等事物怀着真诚而深切的认同感。 第三章 先锋的复活 王尔德对审美超越性的坚持、对语言决定性力量的揭示、对惯常思维方式颠覆性的反叛，都使他显示出一种“当代性”。他的艺术历程和人生轨迹中的种种矛盾不仅映射出十九世纪晚期维多利亚社会，也预示了当代社会某种无所适从的状况。王尔德对个人主义的信念和乌托邦向往完全触犯了当时社会隐含的基本价值观与准则。作为英国唯美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虽然从他的法国前辈那里寻找到了知性上的支持，但在某种程度上，他连这些遗产也颠覆了。王尔德对语言的高度信任，他在作品中所刻意营造的含混性与矛盾性，他精心培养的表演者形象都充分表现了现代生活令人琢磨不定的特征。唯美主义是审美现代性对制度现代性反拨过程中，在艺术上的实践。但无论是感性对理性的反拨、艺术对宗教的超越、还是个体对社会的挑战，在试图解决现代性悖论的同时，王尔德和他的唯美主义自身也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处境。 结语 王尔德在现代社会所获得的新的文化英雄式的再生，其实带着某种微妙的一厢情愿的味道。王尔德悲剧不在于他因为同性恋而被从创作生涯的顶峰拽下来，而在于他认识了现代性的矛盾却无能为力，现代生活的悲剧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