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解释世界各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或衰落，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以为，在众多解释中，以亚当·斯密、杨小凯的分工驱动经济增长理论和诺斯、奥尔森等人提出的产权决定增长理论最有解释力。但亚当·斯密、杨小凯等研究的是自由交换下的分工演进与经济增长，而忽略了掠夺，特别是因国家而产生的掠夺对分工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诺斯、奥尔森等则主要研究了掠夺性国家因其财政利益进行产权界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没有详细阐释产权与分工的关系。因此，将两种理论融入同一个理论框架将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一种更为全面的理解。本文选择以财政制度为研究视角，紧紧围绕国家为什么会成为“掠夺之手”、国家通过什么制度安排实现掠夺、国家实现掠夺的制度安排是如何影响分工和经济增长机制这一系列问题展开研究，将财政收入最大化、财政制度、产权结构、议价地位、分工和经济增长等内生在一个分析框架之中。基本结论是：国家是掠夺的产物，通过界定差别化的产权结构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财政制度是国家实现财政收入最大化而关于产权结构的制度化安排；依财政收入的具体形式可将财政制度分为不同类型，并有不同的产权结构；在贡纳型、租金型、利润型财政制度下，其产权结构以等级化为特征，从而创设了人们在交换中的不同议价地位，掠夺得不到有效限制，因而形成的是人格化市价，社会分工“孤岛化”或被扭曲，长期经济增长难以实现；而税收型财政制度以平等化产权结构为特征，掠夺受到有效限制，人们具有平等的议价地位，因而形成自由交换下的非人格市价，从而推动社会分工的演进和经济增长。全文分八章(文章结构及主要研究内容如附图所示)，以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为重点。在第一章中，文章首先提出需要研究的问题，并通过文献述评，提出了从财政制度视角将产权决定经济增长理论与分工驱动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绩效的研究思路，明确本文的任务主要是研究因国家而产生的掠夺影响分工和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和作用机制。在第二章中，文章通过巴斯夏“需要-努力-满足”模型内生出自由交换和掠夺两种人类满足需要的方式，并分别研究了自由交换和掠夺是如何影响分工和经济增长的，明确掠夺的实质是对产权的侵犯，从而奠定本文研究的理论前提。第三章主要研究为什么国家具有掠夺性。文章以奥尔森(2005)“流寇-坐寇”理论为基础，通过对“生产-掠夺选择模型”的进一步研究，建立了一个掠夺国家模型，从国家起源的角度论证了国家的掠夺性。同时，文章从国家起源中内生出国家的目的是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并修订了布伦南和布坎南(2004)提出的财政收入最大化模型，明确了财政制度在分工和经济增长经济中的关键地位。第四章主要研究国家通过什么制度安排实现掠夺或财政收入最大化。文章明确财政制度是国家实现掠夺或获取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它与国家起源的目的相对应，从而是国家的根本性制度安排，其本质是国家为实现财政收入最大化而关于产权结构的制度安排。依财政收入的具体形式可将财政制度分为贡纳型、租金型、利润型、税收型、关税型和公债型财政制度，在不同的财政制度下形成不同的产权结构。通过这些研究将诺斯和托马斯(1989)、诺斯(1994)、奥尔森(2005)关于国家为追求财政收入而界定产权的机制及产权结构具体化。第五章主要研究国家实现掠夺的制度安排是如何影响分工和经济增长。文章研究了不同财政制度和产权结构下的议价地位，并将其分为两类，一是贡纳型财政制度、租金型财政制度、利润型财政制度及其产权结构下的议价地位，以不平等或“特权-非特权”二元结构为主要特征；一是税收型财政制度及其产权结构下的议价地位，以平等为主要特征。文章将产权结构与议价地位联系起来，从而将价格机制内生化。非平等议价地位改变了杨小凯和黄有光(1999)分工演进条件，造成分工“孤岛化”和扭曲，进而损害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当国家掠夺性权力得不到有效限制时，人们追寻特权的努力也会使经济陷入鼓励追寻特权而不是鼓励生产的经济均衡中。此外，文章还研究了税收型财政制度与分工演进和经济增长的一致性，以及在民主政治下利益集团是如何创造新的特权以实现掠夺，进一步提出必须通过“财政-货币”宪法限制国家的征税权。第六章和第七章主要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的财政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绩效的关系，从经济史的角度对本文的理论分析进行初步检验，以求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文章将秦汉以前的财政制度界定为贡纳型财政制度，而将之后的财政制度界定为租金型财政制度；将1950年代以后形成的财政制度界定为利润型财政制度，而将1978年改革开放后财政制度的变迁界定为从利润型财政制度向税收型财政制度转型。在此基础上分别研究了不同财政制度下的产权结构、经济运行机制及经济增长绩效，并提出中国在向税收型财政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必须谨防滑入租金型财政制度。第八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和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指出今后要加强对财政支出、代表性国家经济增长史的研究，并尝试将理论运用到政策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