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走出去”进程的推进,中国企业境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截至202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已达4.5万家,覆盖189个国家和地区,全球80%以上国家和地区都有中国的投资。中国企业国际化已经进入纵深发展的新阶段,国际化给企业带来一定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同时,也迫使企业面对更加复杂的制度环境以及非市场挑战,对于实现制度嵌入和海外生存提出了更高的合法性要求。作为特定的非市场战略,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帮助新兴经济体企业克服母国制度缺失以及外来者劣势,提升在东道国市场的合法性。此外,通过不同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协同,可以发挥“1+1＞2”的协同效应,进而促进企业海外生存和整体价值创造。随着全球与区域环境的动态化、复杂化,中国企业在实现国际化并跑和领跑过程中,除了需要考虑自身资源和能力、战略动机等内在因素外,更需要关注外部制度环境引发的非市场挑战以及多重制度要求。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制度理论、制度逻辑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等理论视角,围绕“中国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这一核心议题,探讨了三个潜在的关键问题:（1）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机制（即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组态分析）;（2）国际化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决策;（3）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协同及其绩效影响。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可以更好地理解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互动关系,丰富并完善国际商务领域有关市场战略和非市场战略整合研究。本文具体研究内容如下:子研究一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机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该部分围绕“是什么因素驱动跨国企业履行积极的社会责任战略?”问题,探究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实现高水平企业社会责任的构型和路径。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企业、制度、行业和利益相关者等不同层次,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探究了国际化进入模式、母国制度逻辑嵌入、东道国制度环境、行业竞争、非政府组织等五个因素的互动关系以及“联合效应”,识别并提炼了三种实现较高水平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构型:全球整合型社会责任、本土嵌入型企业社会责任、母国导向型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对相关组态进行理论解释并结合华为、海信、中国有色矿业等典型案例分析,进一步为本文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维度划分以及后续子研究开展提供坚实的现实依据。子研究二是“国际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理研究”,该部分在对国际化和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理论维度划分的基础上,分析并探究国际化（国际化范围、国际化节奏、国际化速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反应性社会责任＆战略性社会责任）的影响机制。具体解决以下子问题:（1）随着国际化地理分布的多元化,企业如何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实现“认知地图”趋同;（2）随着国际化扩张轨迹或规律的变化,企业如何进行社会责任决策,有效平衡利益相关者—企业权力关系;（3）随着国际化扩张规模的快速变化,企业如何发挥具体社会责任实践实现外部合法性与内部效率最优均衡的非市场优势。实证结果表明:国际化范围与反应性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国际化节奏与战略性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国际化速度分别表现出对反应性社会责任和战略性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通过对制度场域边界（制度顺差＆制度逆差）和CSR扩散效应（CSR行业密度）调节作用的实证检验发现:制度顺差、制度逆差分别对国际化范围与反应性社会责任的正相关关系具有抑制和促进作用;制度顺差强化了国际化节奏与战略性社会责任的正相关关系;制度逆差、制度顺差表现出对国际化速度与反应性社会责任和战略性社会责任正相关关系的促进作用。CSR行业密度弱化了国际化范围与反应性社会责任的正相关关系。而随着CSR行业密度的提升,国际化节奏、国际化速度与战略性社会责任的正相关关系会得到强化。以上研究结论反映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非市场挑战与多重制度要求,以及不同的社会责任决策差异。子研究三是“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协同及其绩效”,该章节在对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协同必要性和动机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并界定了三种类型的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协同:广度战略协同、深度战略协同、交叉战略协同。基于“战略协同—合法性—企业绩效”的逻辑链条,本文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不同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协同对企业绩效、合法性（内部合法性＆外部合法性）的正向影响,以及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在战略协同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研究主要在三方面对中国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研究做出创新和理论贡献:第一,通过对国际化、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理论维度界定和区分,揭示中国企业国际化非市场挑战的复杂性以及社会责任决策的本质差异,突破以往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研究中单一维度的片面性。本文以具有国际化行为的中国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复杂性等考虑,强调企业国际化范围、国际化节奏以及国际化速度在制度环境以及制度要求方面的差异,进而引发企业表现出对非市场挑战和多重制度要求不同的社会责任决策。此外,不同于以往研究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单一的整体概念,本文在对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类型和维度研究文献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明确跨国企业两种典型的社会责任:反应性社会责任和战略性社会责任,进而深入刻画不同制度情境下企业单一实践活动不同维度的本质差异。通过对本研究国际化和企业社会责任等关键变量维度的理论区分,可以进一步深入剖析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更加复杂的内在关系与作用机制。第二,基于中国企业国际化现实情境,提出并论证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协同及其绩效影响的核心论点,拓展并丰富了国际商务领域有关市场战略与非市场战略整合研究的理论体系。国际化不仅表现出对企业社会责任单一方向的因果关系,作为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潜在的战略协同效应。本文从母国制度环境缺失与全球多重制度环境嵌入、国际化战略动机动态变化以及全球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动态融合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企业国际化实现市场战略与非市场战略协同的必要性和动机。进一步区分了广度战略协同、深度战略协同、交叉战略协同三种不同类型的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协同。通过对主流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和总结,本文基于“战略协同—合法性—企业绩效”的逻辑主线,深入分析并论证了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协同的价值效应。该研究结论拓展了“中国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这一核心议题的理论范畴,有助于深入探究跨国企业市场战略与非市场战略整合的理论和现实价值。第三,采取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识别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机制,通过整合定性与定量研究范式,实现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研究方法的突破和创新。本文在对国际商务和战略管理领域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将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纳入本文的研究方式中,进一步深入探究了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社会责任不同影响因素的互动关系以及“联合效应”,这是对以往仅关注单一影响因素之间“自变量—因变量”二元关系的完善。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本文识别并提炼了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关键组态和路径,辅之以典型案例分析,进一步为后续企业社会责任维度的理论区分以及相关子研究开展提供坚实的现实支撑。通过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相互补充,可以解决原有关于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保证本研究结论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