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力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作品实际出发,就元杂剧中清官形象的某些问题再作深入研究。一包公形象(一)三个层面的包公历史及文学上,存在着三个不同层面的包公:一,历史上真实的包公;二,人们认识中的包公;三,文学中的包公。这三个层面的包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历史上真实的包公固然是根本,然而,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是第二个层面,即人们认识中的包公。这一层面的包公是经过人们主观加工过的,具有可塑性,是文学中包公形象的直接来源。因此,考察这一层面包公的特点,才能更清楚地看到文学中包公形象的成因。(二)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元杂剧中,包公形象呈现出多态化的特点。其中,包公与权贵做斗争时所表现出的世故、圆滑与软弱的特点,是元杂剧所独有的。元杂剧中包公形象的这一特点,研究者通常从元代现实社会的阶级压迫出发,进行分析。这固然具有合理性,但却忽视了两个问题。其一,包公世故、圆滑、软弱的特点,是元代知识分子明哲保身、不参与世事心态的反映。其二,元杂剧中,包公形象的特点是文学形象自身形成与发展的结果。从宋话本、元杂剧到明清文学,包公形象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元代是包公形象的初步形成时期,其性格还没有在某一方面完全程式化。因此,元杂剧中,包公形象在铁面无私的主导倾向下,还有软弱的因素。二“公弼”形象(一)“公弼”之意元杂剧中,有一部分清官以“公弼”为名。其中,《红梨花》与《金钱记》中的公弼均名辅,字公弼。“公”、“辅”、“弼”意义相近,且有连带性。它们均用来称呼辅佐天子的重臣。“辅取其特车之意,弼者承弓以致其用也。”“公”、“辅”、“弼”均为“王佐之别称”。人们把这一类字眼赋予了某一类人,表示赞美之意,称其有王佐之才。(二)“公弼”的原型元杂剧中,公弼类官员是历史上众多“公弼”之事迹、思想、品行的凝结。宋代历史上,以“公弼”为名的众多官员中,有行简易宽厚之政者,与包公所行的“猛政”相对。公弼与包公,一为宽厚,一为威严。元杂剧家塑造的这一类清官形象,正是现实中宽厚类官员的缩影。(三)“公弼”的形象特征元杂剧中的公弼类官员,固然清正公平,但他们在断案时也存在着缺陷。如过于表面化,不对案件作深入调查;责任心不强,潦草结案;作为官员,他们的能力也存在着重大缺陷。元杂剧家塑造出来的这一类官员形象,是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他们提醒我们,清官之清,不仅仅是与贪腐相对应而言的,同时与官员的思维清晰、办事能力紧密相关。正是在这一认识层面上,包拯建立在廉洁奉公、机敏干练基础上的刚直不阿、无私无畏,才显得难能可贵。这正是包公形象历久弥新,而公弼式人物早已湮没无闻的根本原因。三孔目与令史形象在元杂剧中,孔目与令史形象截然不同,令史大多为恶人,由净或丑扮,是剧作家讽刺的对象。而孔目形象大多为中性,其中,六案都孔目张鼎,还是元杂剧家赞美的能吏。剧作家对孔目与令史为什么持不同态度昵?其原因在于:元杂剧中的孔目,尤其是六案都孔目,是儒吏的代表,其形象中融入了读书人的成分。因此,剧作家对他们持肯定态度。而令史是吏员中不通儒术者,他们昏、贪、狡、狠、恶,不识律令,甚至缺少起码的文化知识。故而,剧作家对令史进行了尖刻地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