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早期鲍德里亚文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对话平台，在详细梳理早期鲍德里亚文本中的政治经济学成分和重估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原则高度基础上，试图初步回应早期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解构和挑衅性批判。文章导论部分介绍了国内外鲍德里亚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的方法和基本思路，并结合相对比较重要的文献简略地理清鲍德里亚的生平和思想活动线索。除此之外，文章主体部分由四个章节组成，内容和基本观点概述如下：文章第一章标题为：为什么是鲍德里亚：鲍德里亚理论前史。本章主要内容是要说明1968年五月风暴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退隐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以及后马克思思潮的兴起与资本主义新的政治经济现实变化有关，也与社会主义的实践进入低潮相关。鲍德里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本和革命策略，也同时开始站在新的理论立场上反思晚期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历史现实，试图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的突围”。同时，鲍德里亚理论还受到了整个20世纪中后期法国哲学思潮的充分浸染。较为重要的思想资源是：亨利·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和罗兰·巴特的符号学；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和情境主义思潮、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第二章为续写马克思：从《物体系》到《消费社会》。《物体系》一书是鲍德里亚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退隐之后，在以1968年五月风暴为标志的政治革命终结之后，熔炼新的理论武器来阐释和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新的变化的尝试。在鲍德里亚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判断里，他得到的结论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完成了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转变，消费构成了社会的主导性逻辑，对于消费社会，他一方面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产逻辑出发批判消费社会，另外一方面引入了符号学的分析工具，提示出消费社会中由于符号编码操控而导致的社会身份的区分过程。这是消费社会确立自身合法性的根据。在马克思的生产逻辑的延伸方向上，鲍德里亚展开对消费社会的现代拜物教形式——符号拜物教的批判。而在另外一个符号学逻辑的延伸上，鲍德里亚认为，批判消费社会，就必须从传统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是说，要从深层上批判消费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就必须对符号在消费社会中的经济学意义进行揭示，构造出符号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批判理论。第三章是走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逻辑：符号、生产与象征交换。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试图将符号学分析方法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结合起来。他认为，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没有提示出商品的符号价值层面，而在符号价值的控制下，消费已经成为一种劳动，一种积极的符码操控。他对符号价值的经济学演绎规律通过建构12个关系式和5个等式模型构造出来。通过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确立的原则，鲍德里亚开始拒斥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马克思将使用价值概念未经反思地当作自然透明的概念加以使用，证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更深处以更隐蔽的方式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共谋。马克思的使用价值的概念只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使用价值概念的继续。而通过《象征交换与死亡》，鲍德里亚试图为克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提供一个更加根本的解决方案。这个路径被鲍德里亚确立为象征交换，在象征交换中存在一种与各种资本主义抽象交换形式的断裂，而正因为这种断裂，形成了由资本主义形式中逃离的可能。但是他仅仅理论地呼唤一场文化领域和理论领域的革命，以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象征交换形式替代抽象交换形式，却从未明确地提出任何具体的革命策略和革命实践。这样所谓“象征交换”也同样只是一种无根的乌托邦幻想而已。第四章为重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意义。为了辨明鲍德里亚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性质，以及鲍德里亚在何种程度上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新的视野和补充了新的思想资源，就不能不重估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意义，即重新确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则高度。鲍德里亚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性解读中，由于缺乏对于马克思哲学原则高度的领会，从而对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产生了严重的误读。因此，如果以鲍德里亚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案例的话，我们可以说由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则高度及其哲学蕴涵的深远影响，使得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马克思的理论遗产无论是或继承、或发展，甚至或颠覆，都无法绕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业已形成的批判框架。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仍然以资本和现代性为枢纽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其根本上，仍然是无法超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