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翻译的历史和语言一样久远。而在翻译的历史长河中,对等不对等,可译不可译的争论几乎是风生水起,贯穿始终。长久以来,理论更迭,却难逃窠臼。20世纪6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对等不对等,可译不可译的城堡岌岌可危。翻译研究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人们对规定性的翻译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描述性研究开始深入人心。相对于之前的纯语言层面研究,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源语和的语在文化、政治体系等方面的差别。解构主义为我们打开了这样一扇窗。抛却字笔句次的二元对立,我们能以更开放的心态面对日渐多元的翻译世界。借力这崭新的思维方式,站在生态翻译论和翻译政治论的角度,我们能从更广泛的层面理解翻译现象。一代宗师德里达因蔑视绝对意义和拆解结构而进入理论前沿,对后继翻译研究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德里达给世界提供了一种思维方法,在此种思维方法启发下,各种“非主流”理论崭露头角。中国学者胡庚申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亦顺应达尔文之“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法则,是译者在特定翻译生态环境下做出适应性选择的结果。源语、的语、作者、客户和读者都是翻译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面对各种限制因素,译者的能动选择关系译本的存亡。从这个角度切入,讨论主体性对翻译的操控,可谓名至实归。应势而生的还有翻译政治论:它反对在纯语言层面对翻译进行研究,强调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因素的交互影响。翻译政治作为一个术语出现是在1993年,但作为一种现象存在却由来已久。中国古代译经大师玄奘和西方因宗教翻译遭受迫害的威克里夫就是佐证。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中都能找到政治的影子,翻译作为一种渗透力强的人类活动也不例外。在各种政治因素的夹击下,译者被迫综合考量,去寻找一个制衡点,才能在翻译世界中求生存或求创新。正因如此,本文也把翻译政治作为一个次级维度,来探讨主体性对译文的操控。本文选取了中国古代典籍《中庸》作为考察对象,总共选取了《中庸》的四个英文译本,时间跨度从19世纪持续到21世纪,译者包括中国译者辜鸿铭,西方汉学家理雅各,意象派代表人物庞德以及哲学家安乐哲与郝大维。时间与空间的跨度赋予了本研究更多的信度,以此来证明本文的假设:译文远非原文的附庸,而是多角度主体性操控下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