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本质论是文学研究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韩愈和布瓦洛是中西文学批评史上各自文学传统中复古派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本国文坛上擎起向古代文学遗产学习的大旗，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默契，正是出于对文学本质与功能的相似理解。 本文认为，儒家诗学和柏拉图主义诗学分别是中西诗学传统中的主流之一。这两种诗学传统都是以人的理性和感性的二元对立关系为基础的，它们都不能原谅人类感性欲望的无限滋长，认为感性只能在理性允许的范围之内才能取得自身的合法性。反映在文学上，则是作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品要灌注作家对社会人伦的关心，至于艺术美的追求则必须建立在充分的道德理性基础之上。受上述传统观念影响，韩愈和布瓦洛也都坚信文学是有其恒定的理性本质的。 具体来说，所谓的文学理性本质，在韩愈指的是儒家之“道”，在布瓦洛则为“义理”。这两个概念虽然有着某些相异的理论内涵，但是两者可以说都是在强调作家的理念或者说意志。韩愈主张“文以明道”，即通过对文章风格的改革来实现儒家的道德理性，这样文章就必须要适应时代的要求，“不平则鸣”。布瓦洛从普遍人性论出发，认为理性是永恒人性的一部分，作家要爱理性，“一切文章只凭着义理获得价值和光芒”，文学艺术的任务就是要摹仿世间的“常情常理”。 他们这种理性文学观念的提出，是有其类似的社会背景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导致了文学作品表现内容的变化。中法两国当时都分别处于封建君主的极权统治需要加强、思想需要高度统一的时代，社会上充溢着因个性解放而导致的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现象。针对这样的社会现实，韩愈首先设定骈文的浮靡文风与佛教的泛滥是社会秩序沦丧的罪魁祸首，继而以儒家道统为武器，号召世人以理性节制欲念的无限膨胀，从而达到整饬社会风尚、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与此相类似，布瓦洛也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当时令人不满的文坛现状，在对不良现象的驳斥中强调理性的重要。可以看出，韩愈与布瓦洛以理节情的文学主张，透射出的是相似的深层动机和目的，即用道德理性治乱救世的社会理想，这实际是在以人的发现和觉醒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运动出现曲折之后的艺术反思。 在具体操作中，韩愈与布瓦洛都将古代文学遗产树立为作家学习的典范。韩愈曾坦言自己“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力求“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布瓦洛则认为，后人如果要在创作上取得成功，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仿古”。他们对古代传统的推崇实际暗示着对同时代文风的自觉的背弃和文学秩序的重建。学习传统的目的当然在于创新，所以韩愈强调“词必己出”、“务去陈言”、“师其意不师其辞”；相对来说，布瓦洛在这个问题上倒是有些泥古，比如他对“三一律”的理解，就有点僵化了。因为肩负着维系社会秩序的重任，这就要求作家自身首先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品要灌注对社会人伦的关心，这也是两者理性文学观中重要的一环。 两位古人的上述思想在人性空前解放的今天看来，似乎是不合时宜的，然而当我们反思目前社会现实的时候，却可以从他们这种追求传统理性精神的观念中寻觅到今日文学发展方向的指针。今天人们自豪地发现了自身的力量，并勇敢地宣称上帝死了，圣人死了，理性毁灭了，但随之而来的人类的种种精神危机，又使人类在科技的巨大威力面前产生了恐慌。笔者以自己的浅见认为，在现今这个人们不断暴露自身的粗俗、卑琐、无奈与虚无的时代，更需要理性精神来唤起人们的良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愈和布瓦洛的思想正充满了无限的光辉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