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经典作家马克斯·韦伯的“现代人格模型”到塔尔克特·帕森斯的“社会期待角色”理论，再到阿列克斯·英克尔斯的“现代人格形成”理论，“人的社会化”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提出到宏观再到微观的转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病态社会事件的频出，成为了一对尖锐的社会矛盾，迫使人们不得不将社会发展的目标集中到人的身上。相对于西方而言，当代中国刚刚进入一个社会转型的深入发展时期，物质文化层面在这个时期得到飞速的发展，而非物质文化层面发展却相对滞后（非物质文化的发展分为制度首先变迁，其次是风俗、民德，最后才是价值观念），社会文化的内化是社会化的本质特征，但在社会转型期，由于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发展的不协调导致了人的社会化在这个时期进入一个非正常的社会发展进程。正常进程中的各个社会化阶段都无法合理解释这一时期的社会化现象，因此必须引入一个全新的概念——社会化的提升。　　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深入发展时期，农民的社会化提升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关键。众所周知，农民身上传统社会的印迹最为明显，发生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急剧断裂在农民身上也就体现得最突出。由于目前中国农民面临的社会环境、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三个不同的子群体，他们社会化提升的方式也每每各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城农民工成为社会裂变中农民群体的先锋开始接受现代人标准的重新塑造，农民开始走入城市，直接感受城市的现代化洗礼。而城市本身的扩容，又从另一个方面制造出了第二批这样的农民，即城中村农民。之后，中国农民的裂变从局部的变迁开始过渡到了整体的转型。21世纪，随着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响了中国传统农民整体现代化的全面战争。　　本文将以山西省农民群体为例，结合自身调查和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分别从社会生活方式、参与工作方式、自身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知识素质和身体素质）方面分析不同农民群体的生存现状，从“变轨”和“加速”两个方面来研究他们的社会化提升方式。目的在于更好地揭示农民群体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状况，引起政府的关注，并分门别类地给予政策和方针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