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礼崩坏,传统礼治秩序难以为继,而后起之法治秩序又非完善,于是,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亟待出现。生活于战国末期的荀子在吸收和借鉴儒家之“礼”思想和法家之“法”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礼法”秩序思想。荀子“礼法”思想以人性论和群分论为理论基石而展开。“礼法”是由礼、法和合而成,却不是礼、法的简单叠加,而是两者高度融合的结晶：“分”入于礼,使礼具有法权属性；法以“义”为价值导向,而获得礼的人文精神；礼、法之间又有着明显区别,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礼有着法典般的地位,而法则是推动礼走向实践的强力保障工具,这种礼法关系表现在治国过程中则为明德慎刑、先教后诛。在遵循“损益”原则的基础上,荀子根据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礼法”之层层实践进行了详尽分工：圣人制定“礼义法度”,士君子“以义应变”-官吏“谨守法数”,众庶“强学而求”礼。荀子“礼法”思想在继承儒家主流价值观的同时,又有所创新,并且在其整体思想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独特学术价值。受特定时代影响,荀子“礼法”思想又具有历史局限性。因此,对荀子“礼法”思想进行客观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对当今社会的思想文化和制度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