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在过去几十年中,抑郁症在普通人群中的患病率急剧上升,已成为世界性公共卫生问题。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慢性炎症在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理解炎症在抑郁症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我们通过对天津成年人群多种血清炎症标志物(高敏C反应蛋白、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水平的检测来探究不同炎症指标与抑郁症状检出率之间的关联。方法本研究是一项大型横断面研究,使用“天津人群慢性低度系统性炎症与健康”队列2013-2016年的基线人群数据进行分析。通过相关纳入排除标准后,最终有6891名参与者被纳入本次研究中。由专业调查人员收集的流行病学相关资料主要涵盖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资料(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生活方式资料(吸烟、饮酒、饮食习惯、身体活动量等)、体格测量资料(身高、体重和腰围等)、实验室生化检测资料(高敏C反应蛋白、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甘油三酯、总胆固醇和空腹血糖等)。本研究中我们使用经验证的中文版抑郁自评量表来评估抑郁症状,该量表的分数分布范围为20-80分,得分在45分或以上的参与者被认为存在抑郁症状。运用方差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描述高敏C反应蛋白、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不同水平组的人群基本特征差异。以不同炎症标志物的浓度分组为自变量,抑郁症状的存在与否为因变量,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来分别评估男性和女性人群中血清炎症标志物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结果本研究总人群抑郁症状的存在率为15.34%,男性和女性人群的抑郁症状存在率分别为13.85%和17.42%。将总人群按抑郁状态分组后发现,有抑郁症状的男性与无抑郁症状的男性相比,每周身体活动量较低(P<0.001),每日蔬菜摄入量较低(P<0.01)且从不吸烟者、大学以上学历者、管理类职业者、家庭总收入在一万元以上者以及经常拜访亲友者所占的比例较低(P<0.001),而当前吸烟者所占的比例均较高(P<0.001)。有抑郁症状的女性与无抑郁症状的女性相比,每周身体活动量较低(P<0.001),每日总能量摄入较低(P<0.01)且从不吸烟者、大学以上学历者、管理类职业者、家庭总收入在一万元以上者以及经常拜访亲友者所占的比例较低(P<0.01),而当前吸烟者、独居者所占的比例均较高(P<0.01)。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中,调整所有混杂因素(调整的因素包括年龄、体质指数、吸烟和饮酒习惯、身体活动、婚姻状况、总能量摄入、家庭总收入、职业类型、教育程度、亲友来往、独居情况、代谢综合征、EPA和DHA摄入、蔬菜和水果摄入以及其他四项炎症指标)后的最终模型结果显示,在女性人群中,NLR四分位组的OR值(95%置信区间)分别为1.00,1.19(0.90,1.57),1.27(1.02,1.66),1.42(1.09,1.85)(趋势性P=0.017)。当将NLR作为连续性变量分析时发现,NLR水平每变化一个单位抑郁症状发生的OR值(95%置信区间)为1.38(1.05,1.82)(P<0.01),表明血清NLR水平与抑郁症状存在率之间呈正向关联,随着NLR水平的升高,抑郁症状存在率逐渐上升的趋势具有统计学显著性,但是在男性中未发现有意义的关联。除此之外,未发现高敏C反应蛋白浓度、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与抑郁症状存在率之间存在明显关联。结论本研究显示女性人群中NLR水平与抑郁症状呈正向关联,随着NLR水平的升高,抑郁症状的检出率升高,即使在校正多种潜在的混杂因素后,抑郁症状检出率上升的趋势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而血清高敏C反应蛋白浓度、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以及淋巴细胞浓度与抑郁症状的发生之间未发现明显关联。这些发现支持了炎症在抑郁症发病机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且提示炎症和抑郁症状的这种关联可能具有性别特异性。今后需要开展更多的临床试验和队列研究以更好地阐明这种性别差异的生物学机制,为抑郁症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