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管制的变革是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论文以中国经济的转型为背景，着重考察中国金融管制制度的确立和演进。20世纪中后期，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国家的市场化进程已经不能如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那样自然演进，而必须是有意识地推进。在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在推进经济体制市场化的进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呈现出以政府为主导的渐进性制度变迁的特征。金融管制，作为政府直接干预微观金融主体的行政手段，是政府推动金融改革，形成新的金融制度的重要政策手段；同时，金融管制作为金融制度的一个有机构成，其本身也是改革的内容和体现。然而从根本上来说，管制也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政府获取垄断租金的工具。由此，在选择、调整“金融管制”、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政府往往面临着效率最大化和垄断租金最大化这两个不同目标的矛盾。(“诺思悖论”阐述的就是国家权力在垄断租金最大化的驱使下，导致国家陷入低效率状态的可能性。)论文探讨的就是作为“理性人”的政府能否成为持续推动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力量，政府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变革举措能否使得金融计划管制体系演变为市场基础上的法制金融管制体系。论文建立了一个政府的效用函数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其他制度主体的利益动机，从而建立了一个中央政府与中下层组织的动态博弈模型，演示了制度在利益主体的利益博弈中的动态演变过程，并证明金融管制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一个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与市场的内在要求日趋一致的过程，政府克服“制度不均衡”、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努力与市场化的持续推进相容。在模型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论文对中国银行体系、证券市场的管制演变历史进行了实证分析，进一步阐述和印证了中国金融管制制度确立和演变的内在逻辑，以及主要的制度特征。由此，论文进一步就中国金融(银行与证券等)管制制度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