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是以历代思想家对社会“治乱兴衰”的思考和实践为主要内容。苏轼所处的北宋时期，一方面士人面对战争之后社会生产生活百废待兴的局面，以救弊兴图为己任，纷纷提出各自的社会改革方案；另一方面由于“祖宗家法”和“儒学复兴”的浪潮，文人社会地位提高，激发了其登上政治舞台的从政热情，形成了士大夫与君王“共定国是”的格局。苏轼的社会思想源于对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以引佛道入儒和对性情论、道德风俗的论述为理论基础，从君臣观、礼制、刑法、宗教以及经济思想与社会秩序稳定等方面提出了以儒家的仁爱政府和等级社会秩序为基础而又超越经典的理想社会模式。苏轼的社会思想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受传统儒家君臣观念的影响，苏轼认为只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才可以发挥统治阶级社会道德典范的作用。而在社会控制方面，苏轼不但受传统儒家“德主刑辅”思想的影响而主张推崇礼治、兼用法治，将社会软控制与硬控制手段相结合，而且他还善于利用民众对宗教的敬畏以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此外，苏轼受传统儒家“民有恒产，方有恒心”的影响，认为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关键就是使人民安居乐业，因而对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水利工程和赈济灾伤等民生问题的解决给予了高度重视。苏轼的社会思想具有综合性强、以礼为本和注重民生的特点。苏轼虽然将儒释道三教思想从学术上相互融合，并且肯定了佛道思想在平衡个人心理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作用，但其社会思想依然是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主体，以德为本、以礼为教。此外，苏轼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始终贯穿于他的社会思想当中。苏轼的社会思想较同时代士人，因为对儒释道思想的兼容并包而更加具有现实性。因而他提出的理想社会模式为士人提供了一个更大的选择空间：既可在积极入世之时追求圣人的兼济天下之道，尽职尽责；又可在挫折之时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以达到内心的平衡。这种理想社会模式，不仅有利于调节士人在不同境遇时的内心状态，更加有利于社会整体的自我调整，以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总而言之，苏轼的社会思想因更加注重现实，不仅对北宋社会秩序的重建和社会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当代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