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六四四年以前蒙古与满洲关系的研究，向来集中于政治、军事、法律、婚姻、宗教、风俗文化乃至语词诸方面，可谓十分广泛，洋洋大观。但就强大的蒙古势力施于清朝国体(国家意识形态)上的内涵，并且从清朝的国家建构的立场来了解，向来没有人做过，此即本文主题，时段是皇太极统治的盛京时代，这是清朝急剧扩张改变、又承前启後的转折时代。研究发现，明後期西藏佛教成为蒙古各部的统治意识形态和垄断社会全领域的生活方式，喇嘛在这个社会奉为特权阶级，拉萨成为蒙古精神生活的中心与圣地，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等西藏佛教宗派领袖，是蒙古各部领袖统治权力正当性的来源，是人民心灵的归宿。又经过密宗的灌顶仪式，蒙古领袖与其西藏上师结成最神圣坚固的师弟关系，这种关系使得喇嘛对于内陆亚洲政教一切方面具有重大的持久的左右能力。蒙古人的这种生活状况本文称作蒙古之道。伴随蒙古诸部与满洲并立、联合、联盟、归附，最後成为外藩这样一个政治进程，满洲国家的国体经历着一个逆方向的建构过程，最终达成满蒙信仰共同体、满蒙间文化的统一。比照关于清朝、满族“汉化”、“儒化”等讨论，本文称这个建构过程为“满洲蒙化”，即清朝国体上的蒙古化(Mongolization)，具体内涵是蒙古人信持的西藏佛教体现在清朝国家意识形态、皇家精神生活上。清朝踵行这条“蒙古之道”，稳步地将内陆亚洲一体化，从而自身发展壮大。西藏的角色。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认为，明後期西藏是一个某种政权的地方。但依当时的情势，那是一个出高僧的地方，喇嘛及其宗派自视为宗教的教化者，超越国家、民族的观念，跟任何政治势力、首先是最虔诚的蒙古领袖们结成师弟关系，以追逐世间的权力与财富。由于蒙古人的崇仰喇嘛，使得清朝领袖建立与西藏宗教领袖的关系，进而控制喇嘛与蒙古。在蒙古人看来，满蒙在西藏佛教之下，成为一个信仰共同体，但这只是清朝的面向内陆亚洲时的一面。在长城以南和东亚中华世界，大清帝国奉持的是儒术，即中华之道；而满洲自身则信奉其旧有的萨满教，这是其满洲之道。因之清朝保持着多样的或者说是分裂的国体，配合其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民族一区域间的隔离、分治的战略，以此希冀长久统御广大地域上的文化差异巨大的各文化区；并且国体上缺乏伊斯兰教的表徵。正因为缺乏一体化的国家文化，至二十世纪初期遂产生恶果，导致帝国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