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时代,若要保持整体经济的高质量,提升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那么企业创新便是最重要的一环,而企业在研发支出上的投入多寡直接决定了企业创新的高度,所以在当前经济环境中关注企业研发支出是十分必要的。国外研究表明,股票流动性提升后可能会带来更多来自股东的监管或产生大股东的“退出威胁”,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公司管理层做出更科学的长期决策,进而提高企业研发支出;也可能因为并购风险敞口的增加或引入短期投资者等因素迫使管理层更加偏重资金的短期使用,从而减少企业对研发支出的投入,这两种影响效果在不同国家是不一样的。而在我国学者的研究中,提升股票流动性在更多的情况下是能够提高企业研发支出的,所以我国的相关监管机构也不断提出了“股权分置改革”、“融资融券试点”、“沪港通”和“深港通”等制度来促进股票流动性,以提升我国上市公司的研发支出,从而提高创新能力。当然,想要提高企业的研发支出,也不能盲目地提升股票流动性,那么在我国市场股票流动性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路径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基于中国国情,本文分析后认为大股东的“退出威胁”理论更适合国内市场。并且通过对比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有着显著的差异,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所以本文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认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位于较低的区间时,他们就会因为风险降低和堑壕效应降低等原因更倾向于对企业研发创新这类型的长期投资进行更多的资金投入,从而放大了股票流动性对企业研发支出的正向影响,起到了调节变量的作用。于是,本文将2009-201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基础样本,通过建立股票流动性对企业研发支出的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来验证两者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国内市场中提升上市公司的股票流动性会提高企业研发支出。接着,本文采用准自然实验法选择“融资融券”作为外生冲击来解决了两者间可能存在的共生性问题,并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对两者间的影响传导机制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股权集中度是股票流动性影响企业研发支出的调节变量。同时,根据企业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强弱将持股比例按照(0%,20%]、(20%,45%]、(45%,67%]和(67%,90%]分为四组,进一步探究股票流动性对于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机制在哪种情况下能够发挥最大的效力。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位于45%以下的区间时,股票流动性对企业研发支出产生影响的机制是十分显著的,也就是说企业第一大股东只有在对企业实施相对控制时才会触发这一影响机制发挥作用,并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处在(0%,20%]的区间时提高上市公司股票流动性对企业研发支出的提升是最大的。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通过替换研发支出的衡量指标来检验提高股票流动性对企业研发支出的促进作用,还将准自然实验的事件发生期由2013年改为2014年来对影响机制进行再次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上述结论仍然保持稳健。最后,本文从交易机制、法律法规和投资者教育三个方面分别提出了建议,并阐述了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从股权集中度视角研究了我国股票流动性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机制,丰富了两者关系的相关研究,为研究股票流动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新思路。第二,外生冲击事件的选择较为新颖,目前国内学者还鲜有利用“融资融券试点”作为外生冲击事件来研究股票流动性与企业研发支出的关系。第三,本文还创新性地探究了企业第一大股东股权集中度处于哪个分布区间时股票流动性对企业研发支出产生的影响更强烈,这一研究结果填补了国内学者在该研究领域的空白,同时也能对我国相关监管机构在未来制定政策时起到一定帮助,比如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创新,可以考虑针对不同股权集中度的上市公司实施不同程度的流动性增强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