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1年联邦政府成立以来,孤悬于南太平洋一角的澳大利亚就始终面临着身份定位的困惑。从历史和文化方面来看,无论澳政治制度、民族文化、种族宗教还是价值观念无不移植于英国,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西方国家,应归属于西方世界；然而,从地理和现实来讲,它紧靠亚洲,是东南亚地区的自然延伸,与亚洲国家日益增强的外交和经济往来使其又是亚太地区一员。随着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亚洲地区持续转移,澳大利亚的地区身份认同困境变得愈加严重,一方面,英帝国“夕阳西下”、欧洲一体化使澳俨然成为西方世界的“弃子”,澳大利亚与欧洲关系已是渐行渐远；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虽已难解难分,其未来也越来越系于亚洲,但澳大利亚始终缺乏亚洲意识与地理身份的认同感。在此情况下,融入亚洲增强地区意识、抛弃“欧洲海外延伸部分”的传统观念,加入亚洲成为此地区的一部分就成了化解历史与地理矛盾、缓解澳地区身份认同困境的最佳途径。澳大利亚的“融入亚洲”政策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发展过程,它是由二战前的“隔绝亚洲”、20世纪70年代的“面向亚洲”政策发展而来,其融入亚洲的进程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由追寻经贸利益的单一目标到增强地区影响力、塑造有利安全环境、重塑新地区身份等多元目标扩展。继1983年提出“亚洲化”口号后,90年代初,基廷政府时期澳大利亚加快了脱离西方世界而靠拢亚洲的步伐,明确提出融入亚洲、成为“亚洲地区一部分”的政策目标,并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采取了各种推动措施。2012年10月,澳政府发布《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明确将自身定位为“亚洲地区一员”,至此,融入亚洲正式上升到澳国家战略层面,也具有了地区身份认同的内涵。本文将澳大利亚融入亚洲归纳为：政治融入、经济融入与安全融入三个方面,分别阐释了融入的背景、融入途径以及融入的主要表现。澳融入亚洲的动因并非单一的经济利益因素所推动：第一,亚洲松散的地区特性为澳提供了融入空间,亚洲崛起大趋势与欧洲、北美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对澳融入亚洲起到了强大的吸引力和外推力。第二,追寻国家利益是每个民族国家对外行为的起点、最终归宿,融入亚洲也是澳大利亚维护自身经济、安全、文化价值观利益的天性使然。第三,澳亚频繁的交往、互动不仅造就了彼此的相互依赖、紧密相连,双方的偏见误解、错误感知也日渐消减,信任和共识不断扩大,澳对亚洲的“群我感”日益增强。澳由欧洲向亚洲身份认同的变迁以及彼此传统观念的转变构成了其不遗余力融入亚洲的重要基础,也为亚洲国家提升对澳亚洲地区身份的“接纳度”创造了条件。毫无疑问,融入亚洲是澳大利亚明智而富有远见的选择,符合其国家未来发展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对亚洲地区秩序与一体化发展具有积极效应。未来,澳融入亚洲的进程任重而道远,需要澳与亚洲国家为之付出努力。首先,文化价值观念的异质性是阻碍澳融入亚洲重要因素。为此,澳应抛弃西方文化的自我优越意识,尊重亚洲地区的多元文化、传统和观念,克服狭隘的民族意识,吸收多元文化的有益之处。亚洲国家也应放弃长期秉持的传统偏见,向澳传达不存在修正澳自身民族价值、观念原则的意图。其次,亚洲国家的接纳度是决定澳融入亚洲的关键。作为一个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在亚太事务中具有独特的倡议能力,是亚洲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合作的重要推动者。亚洲国家应从战略的高度看待其地区作用,并从长远的眼光审视双方现存的文化差异,重视澳大利亚的安全关切与自身利益需求,发展囊括边缘群体、包容他者的豁达胸襟。最后,美国是澳融入亚洲的重要障碍。澳与亚洲国家走近,而与欧美世界走远,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地区利益。美国一边搅乱地区局势,加剧澳自身的不安全感,一边又许以安全承诺,增强其对美国的军事依赖。近年来,澳美军事同盟关系不断强化,美国于2011年高调宣布作战部队进驻澳北部城市达尔文就被认为有防止澳“变节”、脱离美国的意图。澳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损害了其中等国家的独立形象,稀释着澳融入亚洲的意愿和努力,也加剧了亚洲国家对澳大利亚的提防意识,无益于彼此信任感的培育。澳大利亚亲近亚洲、融入亚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阻碍因素都不会永久性的横亘于双方之间。澳大利亚与亚洲的融合也将为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互补共生、互利共赢提供有意的参考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