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梳理三燕文化墓葬的特征,以考古资料探讨三燕与高句丽及朝鲜半岛南部诸国文化的交流。由于资料选取、分析方法及学术视角的不同,分为上、下两篇讨论。上篇为三燕文化遗存研究,以墓葬为研究重点,通过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的具体分析和探讨,阐释其所蕴含文化特征,并对年代做了新的界定和研究。根据墓葬出土遗物,以其演变及组合关系进行分组。按照墓葬类型与随葬器物组合,将三燕文化墓葬分为四期。Ⅰ期为慕容鲜卑入居辽西地区后至公元3世纪末的墓葬,此期周边文化对其影响甚微。Ⅱ期为元3世纪末慕容廆在棘城时期的墓葬,此时慕容鲜卑势力开始明显扩张,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并借鉴中原法律和制度,讨伐了鲜卑宇文部,打击夫余,掠夺其人口。总体而言,此时慕容鲜卑开始全面受到周边文化系统的影响,包括汉文化、当地土著文化、其他鲜卑文化、夫余文化等。Ⅲ期墓葬为前燕时期的墓葬,这一时期迁都龙城,取段部、宇文部、高句丽,势力扩张到中原,都城最终转移到邺城。此期慕容鲜卑自身文化因素不断减少,吸收汉文化加速,本身墓葬文化发生较大变化,与汉文化融合更加明显。Ⅳ期为后燕、北燕时期墓葬,这一阶段失去大部分中原地区,回撤龙城地区发展。根据墓葬的形制、结构及随葬品,可明确墓主人的社会地位、确认阶层分化现象。此期体现出周边多种文化与慕容鲜卑文化的深度融合,几种文化的特质已全然有机杂糅。总之,三燕文化是在短短两个世纪内,不断融合汉文化、本地土著文化及周边其他多种文化后创造的独特文化。下篇根据相关考古材料,全面剖析和阐释了三燕文化与高句丽、新罗、百济、加耶的文化交流。以往三燕文化与高句丽、朝鲜半岛南部文化交流较偏重于步摇饰和马具等器物媒介的研究。但笔者深感中国考古学者对朝鲜半岛同时期考古材料缺乏了解,遂从考古学视角对公元3至5世纪的相关材料予以概述性介绍。与高句丽的比较研究,主要从陶器、装饰品、马具等三个方面着手。从陶器来看,在4世纪前后,三燕文化对高句丽文化产生影响,二者共性体现于矮领罐,差异性体现于展沿壶等。从装饰品分析,通过步摇冠的缀叶方式、伞座泡饰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两者具有一些共同文化因素。从马具分析,自公元4世纪初开始,他们的鞍桥包片与马镫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但公元4世纪中后期之后,两地区各自独立发展。总之,公元4世纪初、中期开始,三燕文化与高句丽在部分陶器、马镫和鞍桥包片等实用性器物方面有广泛的交流。但4世纪末5世纪初开始,二者器物之间的发展存在显著不同,可能是两地人民对文化各有偏爱。与百济的比较研究,从陶器、装饰品、马具方面着手。从陶器来看,二者具有部分共同点,应是以不同途径各自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装饰品方面缀步摇叶的制作技术上与三燕步摇饰一致。从马具分析,百济的椭圆形马镫上发现的凸棱痕迹、圭形杏叶等受到了高句丽马具影响(高句丽则受到三燕文化影响),后经融合、改造而创造了百济独有的马具。与新罗的比较研究,主要从装饰品、带具、马具等三方面着手。双方基本没有直接交流,新罗仅通过高句丽吸收三燕文化,且受到的影响程度不同。冠饰从树枝状主题和缀步摇叶的制作技术上与三燕步摇饰一致,带具形态及纹饰中可发现三燕带具因素,马镫的踏受部凸棱痕迹当为三燕文化因素。与加耶的比较研究,主要从装饰品、马具、铜鍑三方面着手。加耶自4世纪开始接受三燕文化,前期加耶以朝鲜半岛南海岸为中心,从海路接受马具、铜鍑等器物,双方很可能是直接交流。至4世纪末,加耶则经高句丽吸收三燕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