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动了一场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要利用国家处在内忧外患空前严重的“非常时期”，借新生活运动强化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强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从新生活运动的发动到推行的全过程，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思想。　　 借用儒家的伦理道德范畴，以复兴民族文化，振兴民族精神相标榜，目的是为南京国民政府提供合法性的依据；将新生活定位为群众的生命、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和国民的生计，传达的是民本主义的关怀；将三民主义儒学化，认三民主义为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道统”，并将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与孙中山“唯生哲学”并列，是为了抵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同时，也是为了统一国民党内形形色色的三民主义，进而达到压制和消灭各派政治势力的目的，这是“以道压势”的现代转换；蒋介石终身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自居，将孙中山说成是继尧、舜、周公、孔子以后的现代的“大圣”，其目的是借圣化孙中山而神化蒋介石本人，与之后“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位接班人“称天才”的闹剧如出一辙，这又是改头换面的圣人崇拜；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南京政府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依然身兼数职，并亲自出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长，其意在集党、政、军、教权于一身，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教合一”在现代的再版；在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将运动的主要内容规定为国民衣食住行中的“规矩”和“清洁”，教导国民如何穿衣戴帽、如何接人待物、如何讲究整洁卫生、如何勤俭节约、如何惜时守时。将对国民的教育视为家庭中家长对子弟的养成教育，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的“家国同构”。　　 新生活运动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这是一个告别专制而走向民主的时代，蒋介石为了赓续已经为孙中山中绝了的专制统治，重新请来了儒家的一套政治伦理。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蒋介石为了他的“外王”事业，不得不对传统的儒家政治伦理的主要范畴予以修正，将“仁”解释为“力行”，将“义”附会成“主义”；将“礼”理解为“规矩”；将“诚”曲解为“革命的原动力”；将“中庸”说成“革命之道”；将“革命”演绎成对老百姓思想和言行的箝制。　　 因为儒家政治伦理本身的局限性，因为新生活运动的不合时宜，缺乏必要的前提条件和推行的中坚力量，在“力行”了15年后，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它的失败再一次说明，就狭义的“外王”而言，“内圣”，不可能开出“外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