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以陈忠实《白鹿原》之前(包括《白鹿原》在内)的小说的创作转变历程为论述对象,探究作家陈忠实在漫长文学生涯中如何进行一步步自我剥离而终实现自我蝶变的。陈忠实以“文革文学”起步,经历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最终坚定现实主义写作方法书写出“垫棺作枕”的大书《白鹿原》。一路走来,经历两次重大的转变,这两次转变蕴藏着丰富的内容。本文从发掘两次转变成因的目标出发,爬梳陈忠实在不同创作时期的小说创作样态,分析其转变过程。第一部分,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陈忠实“文革四部曲”进行考察,分析其“文革”时期的创作特征。在“文革”文学理论和“十七年”政治化小说的双重作用下,陈忠实以政治意识形态化小说进行最初的文学规训。他此时的小说呈现出阶级路线斗争的程式化叙述特征,表现出对政治政策的绝对服从,但是这种一味的为政治政策呐喊的方式也使其文本故事难以跟上政策形势的变化,并最终在《无畏》中出现政治站位的错误。同时,在柳青创作的影响下,陈忠实笔下的乡村也呈现出日常化生活化的一面。他将生活体验反映在文本中,表达出乡村的人情人性。但整体而言,他的“文革”时期的叙述特征是政治意识形态化的,阶级论是其认知和表达文学的方式。此时他的创作已经相对成熟,固化的文学审美方式伴随着他进入新时期。第二部分,结合新时期之初的创作历史语境,探究陈忠实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如何经历蜕变。新时期伊始,陈忠实顺随“伤痕文学”潮流创作《信任》,摆脱羞愧进入新时期文坛。并且这一时间政治政策不明朗,惯性的政治认同心理以及“文革”创作惯习又决定着其必须以政治政策为导向,于是,陈忠实通过问题搁置的方式模糊对“文革”的根源问题探究以获取政治的安全,从而实现新时期创作的稳定,开始了新时期创作的探寻。政治转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文学新要求被提出。与“十七年”的新人形象割不断的关系决定着新时期新人概念自身的困境,这直接限制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的发展空间。陈忠实农村新人的创作同样承受着新人概念的自身难题。起初,他以“十七年”的新人塑造方式再造新时期新人,以革命理想将其实现精神扎根农村,但是随着现实城乡差别的增大与当代青年的精神心理的变化,扎根农村故事显得不合时宜。于是,陈忠实笔下农村新人开始出现变化,实现了由出走农村到离土进城的转变,个人主义意识逐渐增强,而社会主义新人国家意识层面的理想主义要求丧失。陈忠实的农村新人的自我撕裂终究使其背离新时期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概念要求。他只得调整自己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转向新的探索。第三部分,将陈忠实与现实语境紧密联系,沿着时代语境转变与陈忠实个人转向两条轨迹,探究八十年代中期陈忠实人物文化心理的摸索之路。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大环境为陈忠实提供了文化视镜,开始由“政治——社会”层面进入“历史——文化”层面。小说《康家小院》将陈忠实的视野带入历史纵深处,探究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侵染过程中双方存在的问题,由此开始了他的历史文化探究之路。同时,这一时期,他坚守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面临挑战,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争论影响着他,这促使其寻找着现实主义的出路,寻找更灵活更丰富的现实主义。于是,陈忠实开始在中短篇小说中进行摸索,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反思改革开放现实与历史视野中传统与现代文明撞击之下的人性问题。这推动着《白鹿原》的产生。“寻根文学”对民族文化“根”的寻找和李泽厚的“文化心理结构”理论更是直接为陈忠实创作《白鹿原》提供资源。最终,陈忠实以白鹿原众生的文化心理来把握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透视乡土中国积淀而成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乡土文化的整体样态,表达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