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的《列女传》开辟了我国传记文学中除正史以外的又一种传记形式——杂传。因其撰述材料博采经、史的特点,大多被归于史部。从“因其志尚,率尔而作”编撰的主观性特点上,《列女传》又是一部与正史列传不同、自成一体的杂传著作。刘向《列女传》既选取儒家经典中的材料来结构故事、利用儒家五经之言品评传主的言行和礼仪规范,又“以传题名”,使《列女传》具有了浓重的经学意味,但并不同于《韩诗外传》等的“以传释经”。一方面这是刘向多年接受儒学浸润主动成为儒学拥戴者和宣扬者的表现;另一方面因为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在社会政治和学术上经学日盛,而且上升到国家主要意识形态的地位,因而刘向把自己的撰述主动向“史”和“经”靠拢,选取权力话语进行撰述以期使《列女传》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用,使《列女传》所宣扬的“仁、义、礼、、智、信、孝悌、贞顺”等针对妇女的礼教观念成为被社会普遍认同的主体观念,并进一步形成舆论导向,对女性的言行进行导引和约束。作为刘氏宗亲,刘向撰述的目的主要还是在于整饬西汉刘氏政权政治秩序。刘向撰写《列女传》主要是针对西汉元、成时期朝廷中妇女干政、外戚、宦官僭越专权及造成的君王失礼晏朝、皇权旁落、闭言塞听等问题,“以著述当谏述”对君王进行鉴戒,也将此作为对汉代妇女尤其对宫廷后妃进行教化的手段。而刘向之所以选择如此路径进行“资治”有着多方面的思想基础: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政策使刘向在伦理道德教育上选择了“由内而外,自近者始”的儒家传统思维,进行“妇德”教育;作为今古文经学皆通的经学大师,刘向的《列女传》呈现出今古文经学融会贯通的面貌:以强调礼制、重视宗法的《谷梁》学为主,又兼有《公羊》学的“天人感应”、“大一统”等理论的“持世教”“正人心”的思想,同时又借鉴了《左传》中详赡的史实材料;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则是刘向“序次为《列女传》,以诫天子”的前提和归宿。基于以上思想和目的,刘向从“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七个方面把女性的礼仪规范条理化、系统化,并运用各种撰述手法来标举这七种妇女行为规范标准,把儒家伦理道德修养与“资治”相结合,以历史典故为材料为儒家礼教代言,谋取教化的作用。就连先秦以来普遍存在的表示男女欢爱的“桑间”、“桑林”等意象也被刘向赋予了贞孝节烈的光环,另外刘向运用的这些手法被后世文人借鉴发扬,成为后世传记文学和古代小说中常用的文学手法,长期影响着我国传统文学作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