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帮助恐怖活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以及“资助非法聚集”这三个帮助行为规定为新的罪名并且设置全新的法定刑,这是刑法修正案中最大规模的一次帮助行为正犯化修订。帮助行为本应该在共同犯罪体系下进行评价,作为帮助犯进行处罚。如何理解帮助犯正犯化的存在价值,成为必要课题。学术的根基来源于社会,工业革命后技术风险的日益扩散让预防刑法从幕后走向台前,法益前置化趋势明显。通过正犯化,将原有的帮助行为单独入罪,不需要考虑共犯问题,无需证明共同犯罪的故意,只有满足构成要件即可入罪,有利于惩治犯罪,摆脱司法实务对共同犯罪认定难题,进而保障人民财产人身安全。帮助行为正犯化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于打击和预防犯罪,保护社会稳定安全。但是也存在类型化程度较低,罪名体系混乱,立法过度化,违反刑法谦抑性原则等诸多问题。应当依据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刑法谦抑性原则将帮助行为正犯化的适用范围进行严格的限定,通过坚持共犯从属性理论,提升帮助行为类型化,明确罪状,谨慎设置罪名,科学配置法定刑等手段措施,严格限制帮助行为正犯化适用领域,避免社会治理的过度刑法化,实现刑法协调统一,达到社会保护和个人权利保护相结合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