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训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录,同时,经先知认可的事,虽非他本人的言行,也被列为圣训范围。圣训是对《古兰经》原则精神的具体阐释和细化,是伊斯兰教法的第二立法依据,也是穆斯林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基本准则。因此,圣训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仅次于《古兰经》。记录在册的圣训包括正文((?) Mat’n)和传述系统((?) Isnad)两大部分,正文是圣训的内容,传述系统是圣训传述者及其传述线索。伊斯兰教初期,圣训只有零星记录,大量的圣训主要依靠口耳相传。至伊斯兰教历2世纪(公元8世纪),人们才开始广泛搜录圣训并加以整理汇编。《布哈里圣训实录》等大型权威圣训集相继问世。圣训的汇编成册,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伴随着圣训的搜录与汇编,对圣训的研究工作也随之展开,逐步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圣训学。圣训的重要性决定了圣训学的重要性,作为伊斯兰文化的一门传统学科,圣训学与《古兰经》经注学、教法学、教义学等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历来受到穆斯林学者的高度重视,使圣训学几乎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上一门长盛不衰的显学,圣训学家层出不穷,相关著述汗牛充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圣训学学派,其中,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圣训研究就各有特色。圣训研究也是欧美西方国家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特别是东方学家研究的重要内容。众所周知,东方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为西方殖民主义服务,因此,东方学家对圣训的研究也难脱“西方中心论”的窠臼,有关著述中充斥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尽管如此,一些东方学家在圣训研究领域还是做出了难得的开拓,而且颇有建树,如对圣训词语检索目录的编纂便是一例。中国与阿拉伯的友好交往历史悠久,东方的中国,自古就是阿拉伯穆斯林所向往的礼仪之邦,“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是阿拉伯世界妇孺皆知的名言。随着伊斯兰教在唐宋时期的传入,圣训也传到了中国,并在中国境内的清真寺内以阿拉伯文原文的形式长期传习。至明清时期,圣训始有零星汉语译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随着中阿关系的日益密切以及双方文化交流的逐步加深,我国学术界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介绍与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对圣训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只是,就总体而言,我们对圣训的研究尚显薄弱,至今还没有一部系统论述圣训及圣训研究的专著或译著问世。本论文的确定正从中国的研究现状出发的,期望的是通过这一研究能促进我国圣训学的研究,并有助于中国特色阿拉伯-伊斯兰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以及中阿文化交流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