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不断反复的新冠肺炎疫情与国际经济形式的巨大变化,我国“十四五”规划中特别强调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是我国为了应对发达国家的产业回流政策以及警惕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产业链“去中国化”的最佳路径。而目前,我国产业链发展正面临诸多问题:产业基础薄弱导致缺乏关键核心技术、产业链高端化不足导致产品附加值低、部分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低导致产业安全无法保障等都迫使我国必须加快提升产业链现代化的步伐。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带来的又一促进我国企业创新发展的探索之路。本文首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分别作了相关的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之上,以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测度结果为被解释变量,以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为核心解释变量。首先使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了总体驱动效应,并进一步做了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检验。在此基础之上,分别以产业链创新性、高端化、协同性、可持续性以及自主可控性等为被解释变量,仍然以企业数字化转型为解释变量,运用回归模型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现代化各部分的驱动效果差异。本文选取2007-2018年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与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驱动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2.高科技制造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更能显著驱动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规模较大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更能显著驱动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3.以产业链现代化各部分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创新性的驱动效果最佳,其次是产业链协同性,而后是产业链可持续性和高端化,而对产业链自主可控性的驱动效果显著为负。基于以上结论,提出相关启示性建议。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需要宏观、中观以及微观等各层级的协同发力。政府需要精准布局产业新兴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国家层面的产业链安全与韧性管理体系;中观层面需重点推动高科技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产业链现代化,以创新链和人才链深度融合的方式提升产业链创新性和自主可控性;微观企业需要挖掘新业态新机遇提升创新能力和协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