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和李睟光作为中国和朝鲜古代两位重要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对两国后世的诗论和诗歌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两者的诗学思想已经有了相当完备地研究,但是对两者诗学之间的比较研究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旨在以李睟光的著作《芝峰类说》为中心,兼顾其他文本,研究朱熹诗学对李睟光的影响。并希望通过这一研究,探讨朱熹在朝鲜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朱熹诗学随其理学思想进入了朝鲜半岛之后,经过几个世纪的酝酿发展,逐渐成为朝鲜官方的主流文学思想,对朝鲜文人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李睟光作为朝鲜朝中期的文人,在诗歌思想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朱熹诗学的影响。从李睟光在《芝峰类说》中对中国诗论的引用情况来看,李睟光不仅直接接受了朱熹的诗学思想,同时也通过严羽、魏庆之、罗大经等深受朱熹诗学影响的后世诗论家间接接受了朱熹的诗学思想。在具体的诗学思想上,李睟光对朱熹诗学的接受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在“文道观”上,李睟光接受了朱熹“文以载道、以理为先”的文道关系思想,强调了道学的重要性先于文学。而在诗歌领域中,李睟光和朱熹一方面从道学的角度,贬低诗歌创作的地位,同时又从诗人角度,对诗歌创作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其次,李睟光诗学的“性情说”受到朱熹诗学的影响,将诗歌视为吟咏性情的手段,强调诗歌应该以表达诗人的天性和感情,同时又遵循朱熹“诗道之正”的诗教要求,从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角度对诗歌的内容和语言表达形式进行了规范和限制;再次,李睟光诗学中的“自然观”受到朱熹诗学的影响,要求诗歌在情感表达上要有真实的感情,在创作上反对过分追求声律,一味用典,盲目模仿古人诗作的不良风气,在艺术风格上推崇平淡近理而又含蓄有味的诗歌风格。最后,李睟光的诗歌评论的方法与方式都受到朱熹由经学延伸而来的诗歌评论方法的影响,在诗歌评论中特别注重诗歌的音韵和训诂,对诗歌的注释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勘误,并对一些学者“穿凿附会”的诗歌解释方法做出了批判。同时,在诗歌评论的过程中,李睟光注重“涵泳自得”的运用,推崇反复熟读品味诗歌意味和艺术形象的诗歌赏析方法。虽然朱熹诗学对李睟光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李睟光对朱熹的诗学是有所取舍,有所发展的辩证接受。从朱熹对李睟光的影响中,我们能看出朱熹诗学在朝鲜古代诗学,乃至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能看到朝鲜古代文人对朱熹诗学思想进行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丰富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