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教育性别差距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现有的大量文献关注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性别歧视、家庭收入约束、教育投资者的预期可获得收益、父母亲对子女的性别偏好,而对家庭子女性别结构、子女本人出生顺序、双亲的性别角色差异研究不足。因此本文从这几个视角出发,采用江苏省四村的微观样本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并得出一系列结论。多性别子女家庭组的回归结果表明,家庭教育(经济)决策者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对女孩教育存在显著的正向边际影响,而对男孩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解释一是决策者受教育年限若要对男孩教育水平产生影响,需要超过一个最低临界值,而样本数据基本仍在临界水平以下;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特定的社会背景、意识差异及与对男孩教育投资的期望收益使男孩的教育年限主要受家庭经济状况与自身特征限制,而女孩往往还受家庭教育决策者教育程度的影响;家庭非教育决策者的公平倾向使其受教育年限的提升与儿子教育年限提升负相关,而对女儿的影响在统计检验上不显著。由母亲担任教育(经济)决策者将削弱家庭子女总数增加对女儿教育获得的不利影响,而对儿子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截距项的提升。单一性别子女家庭组的回归结果表明,仅从子女性别角度分析,两孩家庭中男孩相对女孩并无教育投资优势,但当子女数继续增加时男孩的教育投资优势相对女孩将呈子女总数的倍数级增加;相对出生顺序与子女受教育年限正相关;单由子女个数增加引起对单个子女教育年限的抑制为多性别子女家庭的两倍;父亲而非家庭教育决策者的受教育年限与子女受教育年限正相关;家庭教育决策者性别从截距项(平均水平)与斜率项(边际水平)两个角度影响子女教育投资。只有当子女总数超过两个时,男性家长才会有利于教育投资增加。横向比较不同子女性别结构家庭的教育投资,多性别子女的二孩家庭内部男孩的教育性别优势相对单一性别子女家庭间男孩的教育性别优势更显著;但子女数的继续增加,后者的教育性别优势将超过前者。其次,在多性别子女家庭,由女性担任教育决策者优于男性教育决策者。这种绝对优势对女儿而言随家庭子女数的增多而增强,对男孩而言不随子女数量变化;在单一性别子女家庭,当家庭拥有两个孩子时,女性教育决策者更有利于子女教育人力资本积累,随着孩子数的继续增加男性教育决策者将更有利于子女教育;并且这种优劣势在质与量上的变动与子女性别无联系,仅由子女总数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