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浪潮中,国家之间已不是单一经济实力或是军事实力之间的较量,而是以科技、产业、军事、经济实力为核心的兼顾安全与发展的综合国力之间的比拼。着眼国家安全与发展需求,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等战略,适应科技、产业、军事交叉式融合的发展形势,推动社会生产力和军队战斗力的生成方式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推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发展是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和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重要方面。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网络运行效益涉及国家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双重发展目标,既符合一般协同创新网络的运行规律,同时有自身的运行特点。一是创新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包括了政府、军队、企业、院校科研机构,其中企业和院校科研机构面临“双重身份认知”以及政府的政策工具差异,二是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网络作为国家安全制度设计中的重要一环,要体现国家意志、发挥政府和军队协同作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制度安排,与一般性的基于利润驱动的市场化协同创新网络有所区别,国家意志和政府规制的介入更加强烈。本文聚焦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网络运行的核心链条环节,构建了“知识链—产业链—资金链”三个维度的运行机制分析框架,并在区域层面上分析“知识链—产业链—资金链”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开展协同创新网络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基于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网络与一般性协同创新网络之间的特性区别,以政府作为参与主体,深入分析了其在知识协同创新、产业资源整合、金融资源汇聚中与创新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政府作用有机嵌入到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网络的微观运行机理中去。同时,综合运用协同创新、创新网络、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等理论,通过规范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知识链—产业链—资金链”开展系统研究。知识链是推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发展的动力引擎。国有军工企业、“民参军”企业、院校科研机构等军民创新主体之间相互作用,通过知识协同需求生成阶段、知识协同伙伴选择阶段、知识协同有机运行阶段、知识协同目标实现阶段等四个环节最终实现知识的价值增值。分别建立委托代理模型和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知识链运行的激励机制和演化进程,政府在军民创新主体开展知识协同的过程中发挥着激励和监督作用,并与军民创新主体共同承担创新风险。以XX大学的知识协同实践作为案例,分析了其知识协同路径、知识协同的影响因素以及政府在知识协同中发挥的作用。产业链是推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发展的主体力量。产业链的发展分为纵向演变、横向演变和网络化演变三个进程。随着产业链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产业链基于比较优势形成更加具有生产效率的模块化产业组织模式,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网络的产业链呈现纵向一体化的分离和横向产业联盟加强的趋势,最终形成全要素流动、高效益的模块化产业组织模式。以XX军工企业的产业链演变过程作为案例,分析了国有军工集团的产业组织模式从单一的集团内部提供到形成跨越军、民界限的分工生产网络的发展脉络。资金链是推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通过财税金融政策与市场作用机制下的银行、风险投资机构等资金供给主体共同参与对国有军工企业、“民参军”企业、院校科研院所等发展所需资金的供给。资金供给主体与资金需求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资金链运行过程中的资金流动循环。以XX银行的资金支持实践作为案例,分析了资金供给主体支持资金需求主体发展的路径方式,以及资金供给主体通过与政府开展合作建立有效的风险共担体系实现资本良性循环增值的过程。最后,以绵阳市、中关村、深圳市等三个区域作为典型案例,分析了基于区域创新资源禀赋所形成的不同类型的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网络区域发展模式。绵阳市基于产业链的发展基础,带动资金链供给模式的创新和知识链创新资源的扩大,形成产业链单一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中关村知识创新资源、产业资源和金融资源丰富,培育以独角兽企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引擎,形成了“知识链—产业链—资金链”三链耦合综合型的发展模式。深圳市依托自身产业链发展、资金链运行体系的优势带动知识链的发展,成为新型科研机构的集聚区,形成了“产业链—资金链”互补牵引主导型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