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推动和“一带一路”政策的倡导之下,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际交流愈发密切。越来越多税收居民个人走出国门,我国对外投资合作企业的外派人员也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境内人员外出劳务日益频繁,个人境外投资的增长也在加速,大量税收居民个人在境外直接受雇、投资或经营。随着近两年我国新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和实施、关于个人境外所得税收抵免问题法规出台,这些居民个人的境外税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本文基于国际税收竞争理论对个人所得税境外税收抵免制度提出要求,而后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和证明当前制度的不足之处及当前制度中国际税收竞争力缺乏之处,在提高我国税制竞争力的要求下,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境外税收抵免制度提出完善建议,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经济活动。鉴于此,本文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本文主要采用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主要基于国际税收竞争理论,研究我国个人所得税境外税收抵免制度。本文的主体内容如下:首先,界定了本文中与个人所得税境外税收抵免制度相关核心概念,如什么是“新个人所得税”、居民、境外税收抵免;介绍本文研究基于的国际税收竞争理论,创新了本文的理论依据,为下文的制度分析与制度建议提供了理论支撑。其次,介绍了我国新个人所得税境外税收抵免制度法规现状,梳理了个人境外所得分类和判定规则,再介绍我国个人所得税法采用的抵免规则与抵免计算方法。又解释了我国个人境外所得计算抵免限额时“分国分项”、最终抵免时“分国不分项”的总体原则。笔者基于法规梳理,对法规现状进一步分析,肯定新规的优势,并预先提出了现行个人所得税境外税收抵免法规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如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仍较重、境外所得来源地存在争议和相关文件实用性不足的问题。再次,通过案例设计和研究真实地展现了居民个人所得税境外税收抵免场景。第一个案例是个人涉及中国境内和境外三国（俄、英、德）的综合与其他分类所得的个人所得税抵免案例,基于我国现行“新个人所得税”税法和“3号公告”规定,结合了俄罗斯、英国、德国的国内法与“双边税收协定”的规定对每项所得进行辨析,将该案例中个人的多项所得按所得性质进行分类,分为综合所得和其他所得,再将所得按照国别进行分类,最后按步骤得出个人所得税境外税收抵免限额和最终税收抵免。第二个案例是个人涉及中国境内和境外的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抵免案例,该案例未设定某国背景,笔者在案例分析中通过替换所得来源地国别的方式,比较了同一项经营所得来源于德国与来源于俄罗斯时,该经营所得抵免存在什么差异,通过差异指出了我国个人所得税中合伙企业经营所得抵免存在的问题。通过两个案例分析,证明了现行制度中存在计算抵免限额方法过于复杂和合伙企业境外经营所得抵免规则不明确等问题。最后,结合第三章的法规分析和第四章的案例分析中发现的问题,基于国际税收竞争理论,在加强我国税制竞争力的要求下,从进一步优化抵免制度和增补合伙企业境外税收抵免相关规定两个方向,对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境外税收抵免制度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建议。本文在三方面进行了创新:第一,研究对象和角度创新。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少有针对最新的个人所得税境外税收抵免的论题。本文主要基于国际税收竞争理论的角度,这是目前在研究个人所得税境外税收抵免制度的文献中尚未提出过的理论观点。第二,案例创新。本文将现实中多个真实的案例进行糅合编排,将个人所得税境外税收抵免制度新规与双边税收协定、所得来源国的国内法具体规定相结合,使案例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在第二个案例中,创新地使用不固定所得来源地国别的方式,更换所得来源国国别发现存在不同的抵免情况,通过情况差异比较发现经营所得抵免存在的漏洞。第三,观点创新。对优化我国个人所得税境外税收抵免制度,创新性地提出了完善个人所得税境外税收制度建议,具体提出了引入“不分国不分项”的混合限额抵免制度、与时俱进地廓清和消除境外所得来源地争议、出台个人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操作性文本;优化合伙企业经营所得抵免规则、补充合伙企业的扣除和抵免标准、在双边税收协定中设置特别条款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