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国家融入国际经济社会活动的两条重要途径。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不断增加的压力,贸易结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我国进行了高瞻远曙的全面战略布局,对内,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突破,通过全面制度变革与创新驱动挖掘经济增长新潜力;对外,以“一带一路”为牵引,通过“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的“双轮驱动”模式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在“走出去”战略视角下,其关注的重点从传统的单一贸易驱动模式转向了以贸易和投资为支撑的双轮驱动协同模式,因而,探讨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我国对沿线国家OFDI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正好契合这一现实需求。本文首先通过类比我国对沿线国家OFDI和出口贸易两者的显性比较优势构建了衡量两者关联度的指标,测算了我国与沿线61个国家在2009-2018年间OFDI和出口贸易的关联度,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来看,我国对沿线国家OFDI和出口贸易的关联度在中等收入国家高于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关联度的差异逐渐缩小;通过对沿线国家OFDI与出口贸易关联度较高的国别选择分析来看,我国在以东盟地区国家为代表的劳动力丰富的中等收入国家,以西亚北非地区国家为代表的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关联度较高,OFDI的显性比较优势表现出上升趋势,缩小了与出口贸易显性比较优势的差距。其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采用贸易引力模型构建相应的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效应,并将沿线国家按照经济发展程度进行了分类样本研究。实证研究表明,总体上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对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在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说明我国对沿线国家OFDI和出口贸易的关联性质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差异明显。然后,本文以我国对沿线国家OFDI和出口贸易的关联度为因变量构建包含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资源稟赋、地理距离、制度环境、贸易便利化程度、双边实际汇率等核心因素的实证模型,从总体研究和分类研究中具体分析和评价上述因素在我国对沿线国家OFDI和出口贸易关联性的贡献程度及各因素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分析我国对沿线国家OFDI与出口贸易关联度产生的内在原因和形成机理。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禀赋、高新技术稟赋、地理距离、贸易便利化程度、双边实际汇率等是影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和出口贸易关联度的重要因素,其作用效果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存在着显著差异;制度环境、贸易壁垒、基础设施、贸易自由度以及是否签订自贸区协议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就如何增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和出口贸易的关联性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