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两高”通过司法解释规定,对传播突发传染病的行为,适用（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两高两部”以政策性文件的形式,对传播突发传染病的行为,从两方面进行了规制,一方面,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另一方面,激活适用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于2020年12月26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作了立法修正,完善了适用该罪的正当化根据。这一系列转变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法实践对适用该罪的倾向。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并不足以规制所有类型的传播传染病行为,在此情形下,为了在惩治传播传染病的犯罪行为时更准确地适用刑法,有必要对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研究,探讨此罪的适用空间,并探讨此罪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区分与竞合适用问题。对此罪的研究,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激活使用为切入点,首先分析该罪从“闲置”状态到广泛适用的转变过程及原因,在这种倾向性转变的背景下,论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仍然具有适用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对传播传染病行为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认定展开研究。在罪的认定上,首先明确了保护的法益是公共安全,具体是指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然后从客观阶层和主观罪过两方面论述了罪的具体认定。在客观阶层的认定上,行为人要主体适格,既要在行为时具有传播传染病的可能性,还要能够认识到这种可能性;行为要具有“危险方法”的相当性,既具有极易扩散、难以控制的行为特点,也具有危及多数人生命、健康安全的结果特点;危害结果要构成对多数人生命、健康安全的具体危险,过失犯罪要造成传染病实际传播的结果;对因果关系的认定要结合流行病学因果关系理论,并借鉴大数据等现代科技。在主观罪过的认定上,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之间较难区分,而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对传染病的认识是否足够充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区分研究,具体从五个方面展开。在保护法益方面,构成前罪的行为会直接对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侵害或危险;而构成后罪的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是传染病防控管理秩序。在行为主体方面,前罪的行为主体范围较窄,要经过医学诊断和对其自身认识的谨慎判断,查看是否适格;而后罪的行为主体是一般行为人。在行为类型方面,二罪行为区分的关键在于,该行为是否具有“危险方法”的相当性,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在危害结果方面,二罪的区分在于,主观罪过同为过失,对危害结果的要求却有所不同,前罪对过失犯罪要求有传播传染病的实害结果,而后罪可以成立过失危险犯。在主观罪过方面,二罪都既有故意也有过失。二罪可以构成想象竞合,在认定和适用罪名时要坚持先客观后主观的判断逻辑,并在实际案例中合理地运用该逻辑进行判断。